中医学中的五运六气是时间与气候相结合而判断疾病发生的原因,如常见的季节性过敏、哮喘病等之类。
以十天干的甲己配为土运,乙庚配为金运,丙辛配为水运,丁壬配为木运,戊癸配为火运,统称五运,以十二地支的巳亥配为厥阴风木,子午配为少阴君火,寅申配为少阳相火,丑未配为太阴湿土,卯酉配为阳明燥金,辰戌配为太阳寒水,叫做六气,从年干推算五运,从年支推算六气,并从运与气之间,观察其生治与承制的关系,以判断该年气候的变化与疾病的发生。这就是五运六气的基本内容,也是冠能招生指南小编收集的资料中这样说到的。
在中医学的运用:
1、扩展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框架。
运气之学把阴阳五行拓展为五运六气。《内经》理论素以阴阳五行为框架。这个框架可堪为科学史专家库恩所谓的“科学范型”,是指在一定时期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的总体,是学术操作的共有的基础和准则。阴阳五行是认识自然的观念、方法也是基本的思维模式和对自然事物的分类判据。中国古代自《易经》起,就把阴阳作为本体,用以说明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变化,之后又为方法、思维方式和抽象为哲学理论。五行从《尚书·洪范》的五种势力形式(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经《管子·五行》的“作立五行,以正天气”,到《史记·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史记·日者列传》也概言:“人取于五行者也”。由是而五行从物而及天地人,是对自然图式及规律的认识。但是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发展,阴阳五行的原初框架在术数和医学中己经不敷所用了,正值期待突破之际,运气理论把阴阳五行发展为五运六气。阴阳的一分为二演为一分为三的三阴三阳,五行又有五运太过不及之化和相胜等,突破生克。五运又和六气交叉联系。仅从气象因素而论,五运六气及其太过、不及的气候模式,比按时序的五季就更为丰富。而且因于对运与气交叉的“与天地同和”的观察中,人们认识到更多的自然现象,特别是生命现象,其解释能力也远远超越了以前的相生、相克、离合等等。五运六气发现了许多自然和生命的规律,例如气候和生命的周期现象,人在不同气候模式中的常见病多发病情况,自然和人的气化规律和病机问题等等。这一拓展和增益了的新理论框架,不仅纳入了东汉时以前的医学实践,其后的一些医学成果,也往往续接在这个框架上,例如金元四家的医学成就乃至温病学说等等。
2、肇基化元的生命观
《素问·天元纪大论》开宗明义论述人之元气和天地元气之一体,是由其生生化化而来:“太虚廖廓,肇基化元,万物之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耀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这—元气—五运—阴阳—时空—万物的宇宙演化模式,是对《难经·十四难》元气或东汉王充元气论的发展,比宋代的气一元论早一千多年。此论认为人和天地一样,都是元气所化,比“人与天地相参”,更进一步表达了结人与天地万物的统一性。这也是以运气理论认识疾病的依据。也是运气推演格局“善言始者,必会于中”的理论依据。运气以五、六为万物规律,是对《易·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的继承。五运六气推演格局,在逻辑学上也深具价值。其推演分三步:(1)依天文知识定历法和值年干支;(2)据干支推五运和六气,以及两者的制约关系;(3)根据各年各运季节气的气候特点,进一步确定疾病流行和防治原则。这种运气应象的逻辑形式,为当代逻辑学家所关注。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指出:其推断结论,都是从一定的归纳分析方法得来。这种引喻比证的方法,可以推原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思想(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5页)。
3、建立了五运主病和六气为病的流行病学纲目
中国先民进入农牧社会以后,对季节等时间因素和六气非常重视。《内经》多篇论述四时和六气的致病问题。在七篇大论里,把五运主病和六气为病,论述得最为确实而系统,不仅是病象逼真准确,而且奠立了中医病因学和时病疫病的理论基础。五运六气的总则是“顺天察运,因变以求气。”五运是五行之气运行于气交之中,运气学说指认它源于五星,以其五行的特征和时序的五季相应而影响人的健康,五运可以用天干为符号来表达,在五种不同气候模式中,对人体的脏象经络呈不同的亲和性,这种以时间时序为特征的致病为五运主病。《素问·天元纪大论》指出五运主病原因是:“五气更立,各有所失,非其位则邪,当其位则正。”即按一年五季的当令时序提前或错后,都是“非其位则邪”而致病。《素问·气交变大论》详述了岁运太过和不及所累及的脏腑和主要症状表现的十种情况,论中虽然没有述及是否有其统计资料为凭,但这种概括具有理论模型的价值己经是成熟的病因学内容了。又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叙述了五运回薄,盛衰不同,郁积乃发,发生了五郁的情况。以其天人相应,气候有五郁,人的五脏也呈现五郁而发生五种郁证。此中论述了五郁之证的特征,也推论出相应的治则治法。这也是对中医学的丰富。金元医家的朱丹溪就是在研究五郁,以其独到而卓成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