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效雷：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辩

关于天地之数，《周易·系辞》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胡渭认为，在《易传》之中，凡言数都是从蓍的角度谈的，与五行五方、天地生成、河图洛书毫无关系。他说：“其曰‘五位’者，即五奇五偶，非指天数之中五。一三五七九同为奇，二四六八十同为偶，是谓‘五位相得’。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七与八，九与十，一奇一偶两两相配，是谓‘各有合’。于五行五方曷与焉？于天地生成曷与焉？于河图洛书曷与焉？”［５］（卷一）

胡渭认为，如果天地之数果真为河图的话，孔子完全可以明白地告诉大家：“此河图也”，何必故为廋词隐语，使天下后世之人百端猜测呢？况且，孔子在言天地之数章后谈及河图时，与“神物变化垂象”相提而并论之，从文气来看，河图与天地之数绝非一物。他说：“使‘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果为伏羲所则河图之象，夫子何难一言以明之曰‘此河图也’，而顾廋词隐语，使天下后世之人百端猜测邪？至其后章，虽言河图而与洛书并举，且与神物变化垂象比类而陈，文势语脉遥遥隔绝，又安见此河图者即前五十有五之数邪？”［５］（卷一）

3、论五行生成之数非河图并非大衍

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曾指出“衍数河图截然两分，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胡渭非常赞赏毛奇龄的“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的论断。他说：“‘数不得为图，衍不得为画’二句，真千古格言。”但是，胡渭又认为，毛奇龄把五行生成之数和大衍之数混为一谈是值得商榷的。他说：“顾其说犹有不尽然者，余不可以无辨。谨案：大衍者，揲蓍求卦之法也。大衍之数出于天地之数而非即天地之数。盖天地之数，《易》与《范》共之，凡天下之言数者未有外于此者也。大衍之数则唯《易》有之，《范》不得而有之也。”［５］（卷一）

4、论太极两仪四象非“图书”之所有

《周易·系辞》记载：“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与河图洛书的关系似乎不大，但是由于刘牧《易数钩隐图》和朱熹《易学启蒙》把这段记载附会于河图洛书，“传习已久，世莫敢违”，所以胡渭“详著其说以明此节与‘图书’无涉”。［５］（卷一）

当时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传统解释是“两仪者，分而为二以象两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也”。对这一传统认识，胡渭提出质疑：“盖分而为二，不过分四十九策为左右。即不舍一为太极，其将不可分乎？安见此两为一之所生乎？揲之以四，不过以左右手四四而数其策。即不分为二，其将不可数乎？安见此四为两之所生乎？且太极形而上者也，两仪、四象、八卦皆形而下者也。八卦粲然成列，则两仪、四象亦必粲然成列。当分二揲四时，正在手中搬运，其所谓天地三才四时再闰者，特取譬之假象耳。若夫两仪、四象则参伍错综之余，通变而成文者也。四营未毕，格中无奇偶之数；三变未终，版上无老少之爻，又安见为两仪、四象哉？”［５］（卷一）

胡渭认为《周易·系辞》中的这段记载讲的是揲蓍求卦的过程。太极指“命筮之初，奇偶无形”；两仪指“四营而成易，合挂扐之策置之于格，或五或四则为奇，或九或八则为偶”；四象指“三变而成爻，画之于版，三奇为 曰老阳，三偶为 曰老阴，一奇二偶为 曰少阳，一偶二奇为 曰少阴”；八卦指“九变而为三画之小成，十八变而得二体之贞悔”。根据占得之八卦判定吉凶，根据吉凶确定趋避之道，这便是“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之义。［５］（卷一）

胡渭的这一认识基于对《周易·系辞》上下文义的玩索。胡渭认为，《周易·系辞》中自“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致谈的都是揲蓍求卦之事。他说：“‘天一地二’至‘存乎德行’四章大抵言揲蓍求卦之事。此节上文曰‘蓍之德圆而神’，而继之曰‘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是卦爻即揲蓍之所得，非《易》书已然之画也，故又曰‘神以知来’，曰‘是行神物以前民用’，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皆指蓍言也。”［５］（卷一）

联系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后的“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之语，胡渭对自己的解释更加充满自信。他说：“故下文结言之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脉络分明，词旨融澈，其为揲蓍之序也何疑？……太极、两仪、四象之递生，其为揲蓍之序，益洞然而无疑矣。”［５］（卷一）

5、论“图书”不过为《易》兴先至之祥

如前所述，黄宗羲认为，河图指“山川险易，南北高深，如后世之图经”，洛书指“风土刚柔，户口阨塞，如夏之禹贡、周之职方”，之所以以“河洛”为名，是由于“河洛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图书’皆以河洛系其名也”。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毛奇龄说：“大抵图为规画，书为简册，无非典籍之类。郑康成注大传引《春秋纬》云‘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则直指为简册之物。此汉代近古似乎可案者。”

胡渭既不同意黄宗羲的观点，也不同意毛奇龄的意见。针对黄宗羲的观点，胡渭说：“伏羲之世风俗淳厚，岂有山川险易之图；结绳而治，岂有户口阨塞之书。且举河洛以该四方，未免曲说；改‘出’为‘上’，尤觉难通矣。”［５］毛奇龄认为河图洛书“无非典籍之类”的主要依据是郑玄引纬注《易》之说，因此胡渭批评说：“夫纬书，六经之稂莠也。康成引以释经，侮圣已甚。后儒不能锄而去之，而反为之灌溉滋长焉。其何以息邪而闲道乎！”［５］

胡渭认为“河图洛书”既非图经、地志，又非典籍，而是“《易》兴先至之之祥”。他说：“河洛者，地之中也，圣人兴，必出‘图书’。”又说：“《易》将兴而‘图书’出，所谓先天而天弗违也；‘图书’出而《易》遂作，所谓后天而奉天时也。”［５］（卷一）

6、论古河图之器

《尚书·顾命》记载：“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胡渭认为《尚书·顾命》中记载的河图久已亡佚，即使孔子也没有见过，所以孔子仅提到河图之名，却从未言及河图之形，更未指五十五之数为河图。正因为无人见过河图，所以后人才“纷纷推测，终无定论”。连孔子也不得而见的河图，何以宋人得见且传之于世呢？因此宋人所传出的所谓“河图”显系伪托。他说：“河图亡已久，虽老聃、苌弘之徒亦未经目睹，故孔子适周无从访问，赞《易》有其名而无其义，所谓‘疑者，丘盖不言也’。若夫天地之数，夫子未尝指为河图，故自汉魏以迄隋唐，言河图者或以为九宫，或以为九篇，未有指五十五数为河图者。

《乾凿度》《参同契》虽皆以九宫为河图，而终不敢摹一象名之曰河图以附于其书。陈抟生于五季，去古弥远，何从得其本真而绘图以授人乎？”［５］（卷一）

河图洛书宋前无传，至宋突然出现，显然可疑，但有人曲为其说，认为河图洛书只是儒家不传，在养生家中却秘相流传。针对这种说法，胡渭质疑说：“彼纵私为养生之术，岂遂不知为伏羲作《易》之由也者？孝文好黄老而创置博士，孝武慕神仙而表章六经。儒道二流，皆其所尚，真千载一时也。苟出所藏以为人主长生久视之助，且明指为河图洛书以附四圣人之《易》而立于学官，其道将由是大光，奚为终秘而不出乎？”因此，胡渭一言以蔽之曰：“宋世之所传，其非古之河图洛书也，明矣！”［５］（卷一）

由于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无人知道其具体情形如何，所以众说纷纭，各逞己见。胡渭认为宋以后的种种“图书”之说与画工“画鬼魅无异”。他说：“盖东序之河图、天赐之洛书，世无其器，任意写之，无所不可。……夫画工之写鬼神，虽天容道貌，吾犹不敢信以为真，而况夔魖罔象变相迭出者乎？”［５］（卷一）

7、论古洛书之文

《尚书·洪范》记载：“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伪《孔安国传》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孔颖达疏云：“《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依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龟负洛书”实有其事。但由于“龟负洛书”有悖于常理，所以不少学者怀疑其“妖妄”。胡渭倾向于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他说：“天地间耳目之所不及，未可断以为必无。”胡渭认为因后世作伪者甚多而对“耳目之所不及”的说法一概怀疑否定是不正确的。他说：“世风衰薄，间有作伪之事。……然以末世之伪而疑上古之真，不可也。”［５］（卷一）

神龟负而所出之“洛书”的具体情形究竟如何，虽然无法确定，但胡渭认为，伪《孔安国传》和孔颖达疏所引刘歆的说法“略有端倪”，与陈抟、刘牧伪造的‘图书’之说不可同日而语。胡渭甚至以非常苛刻的语言把孔安国和刘歆比作“修人”，而把陈抟、刘牧比作“侏儒”。他说：“侏儒问天高于修人。修人曰：‘不知。’侏儒曰：‘子虽不知，犹近于我。’ 孔安国、刘歆，修人也。陈抟、刘牧，侏儒也。天高几许，岂修人所能知？然必无修人不知而侏儒反知之理。况修人所言略有端倪，而侏儒所言无非梦呓，又安得不舍侏儒而从修人邪？”［５］（卷一）

三、几点认识

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有理有据的考辩得到了四库馆臣的首肯。四库馆臣在对《易图明辨》所作的提要中说：“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辩惑》，争之尤力，……渭此书卷一辨河图洛书，……皆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又说：“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夫测中星而造仪器，以验中星无不合，然不可谓中星生于仪器也；候交食而作算经，以验交食无不合，然不可谓交食生于算经也。”［６］（卷六）

四库馆臣在对《易图明辨》所作的提要中不仅充分肯定了胡渭等学者考辩“河图洛书”的功绩，而且以形象的比喻指出：所谓“河图洛书”本为解《易》而作，故与《易》相合如符契，但我们却不可因此而认为《易》反生于所谓“河图洛书”。如果认为《易》反生于所谓“河图洛书”，那就好比认为“中星生于仪器”“交食生于算经”。

在清代学者考据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河图洛书”产生如下认识：

1、河图洛书之名，先秦文献是有记载的，但河图洛书究竟什么样子，先秦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因此对河图洛书的种种论断，都只能是假说而已。假说可能是事实，然而假说毕竟不等于事实。历史研究重视史料依据，凭史料说话。各种假说因缺乏充分的史料依据而难以使人完全信服。对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尽可提出各种猜测，但千万不可犯“以己自蔽”之病，武断地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唯一正确的答案。黄氏兄弟以河图洛书为“图经地志”，毛奇龄以河图洛书为“规画简册”，胡渭以河图洛书为“《易》兴先至之祥”，这些意见都是猜测，然而这样的猜测毕竟优于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洛书的“论断”。

2、“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虽然宋以后才流传于世，但却非宋人凭空臆造，而是有所渊源。“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虽然有所渊源，但这只能说明两种图式非无源之水，并不能说明这两种图式就是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我们今天之所以把“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称为河图洛书，只是由于宋人这么说。难道宋人说这两种图式是河图洛书，这两种图式就一定是河图洛书了吗？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自然也不能宋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清代学者戴震说：“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１０］（卷九）我们不敢说宋人的“论断”肯定错，但起码可以说，宋人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为河图洛书的“论断”空口无凭，并无实据，相反，黄、毛、胡等清代学者认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的图式绝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的意见倒是符合辨伪通例，比较令人信服。

3、指出“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两种图式本身的哲学和科学价值。研究这两种图式的学者自可继续从事这一有价值的工作，但最好另起新名，比如可以叫“大衍图”、“九宫图”等，不必托名河图洛书。古人把“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托之于河图洛书以自重，今人大可不必如此。

最后顺便指出，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问世已近三百年了，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论著对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置若罔闻，在对清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未提出任何反驳意见的情况下，径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笔者认为，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虽不可遽以为定论，然而起码是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驳之可也，置之不理则不可也。此外，有的学者认为，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人对宋《易》“图书”的考辩旨在借此动摇朱熹哲学的权威地位，是为了这个预定目的而寻找到的突破口。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未免有主观臆测之嫌。事实上，胡渭在论证“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非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的时候，还极力回护朱熹，称朱熹虽然把“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置于《周易本义》卷首，但是“亦未尝深信之也”。胡渭若为攻击朱熹而考辩“河图洛书”，岂肯再为朱熹辩护。可见，胡渭等学者考辩宋《易》“图书”的学术工作，完全出于“求真”的目的，旨在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剔除后世附加在《周易》身上的“《易》外别传”，以使儒经纯净化。

参考文献：

【1】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四库全书本。

【2】黄宗炎《图学辩惑》，四库全书本。

【3】毛奇龄《河图洛书原舛编》，四库全书本。

【4】《易纬·乾凿度》，四库全书本。

【5】胡渭《易图明辨》，四库全书本。

【6】《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

【7】《戴东原集》，四部备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