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生态伦理智慧

《周易》是中华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伦理智慧，在当今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太极整体观。《周易》认为，天地万物是以太极为本原的秩序谨严的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一个事物均与其他一切事物乃至宇宙整体休戚相关。此即《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蕴含的太极整体观。《易传·序卦》则在此基础上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更加详尽、气势恢宏的宇宙图景。《易经》六十四卦便是对这个宇宙图景模拟所得的一套严整的象数符号系统。这是《周易》对中华文化之天人合一主流思想的独特表达。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同样指出：“恢宏的大自然是一部由不同主题构成的交响乐，其中的每一个主题都非常迷人，这些主题经常同时奏响，演奏出和谐的美妙乐章。”

太极整体观启示我们，由于宇宙万物乃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有机整体，人作为宇宙万物中的一个成员，当然也是宇宙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人在与自然相处时，应摈弃那种让人类走了很长弯路，只顾局部、短期利益的鼠目寸光式的行为方式，进而建立起一种从整体的观点出发、顾全大局、高瞻远瞩的现代行为方式，以创造更加理想的生存环境。而这也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核心理念。

二、生生不息观。在太极整体观的基础上，《周易》进一步指出，天地万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是一个动态开放、无限发展的有机整体。此之谓《周易》的生生不息观，即《易传》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和“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所显示的发展观。

《周易》的生生不息观告诉我们，由于宇宙是一个富有日新、无限发展的动态开放系统，因此，当今人类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也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不必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因为否极泰来，“物不可穷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当然，我们反对对人类前途的一切悲观论调，绝不意味着人类可以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恰恰相反，人类应该迅速警醒，从容应战，精诚合作，以顺利渡过难关。

三、阴阳交泰观。《易传》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其中的“天地”不应只狭隘地理解为蓝天、大地，而应看作代表宇宙间所有对应统一的两个事物，如天人、男女、上下、泰否、身心、内外等，《易传》以“阴阳”统称之。这就是说，如果阴阳两方面处于相互交感融洽的状态，则彼此都能亨通兴盛；反之，如果阴阳双方处于相互封闭隔绝的状态，则彼此都将走向衰败。

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全球问题，实质上便是天人之间长期紧张对立的后果，是人把大自然当作可以任意宰割的沉默羔羊而一味征服索取、大自然对人的无知妄为“忍无可忍”而进行“报复”的必然结局，是传统发展观以物为中心、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诚如美国环境伦理学家巴里·康芒纳所说：“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

四、节以制度观。《易经》曰：“‘节’，亨；苦节，不可贞。”意思是说，保有节度则会万事亨通，若以节制为苦，则诸事不利，不必占问。《易传》进一步阐发说：“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即是说，以谈笑自若的大将风度履险蹈危，以随时使自己居于恰当位置的自觉意识保持节度，以居中守正的刚健气魄创造亨通；大自然正是因为保有节度才使四季得以形成并各有成就；人类也应效法大自然的这一美德，随时使自己保持节度并形成严格制度，这样就不会伤财害民，而共同臻于理想胜境。此之谓《周易》的节以制度观。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大自然的负荷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因此，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知足者富，知足常乐。为了使人类达到更高的生存质量，为了使人类能有更理想的生存环境，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时刻告诫自己：节制！节制！再节制！

五、敬畏无妄观。《易经》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终日戒”，“无妄：元亨，利贞”。《易传》曰：“敬慎不败”，“庸行之谨”，“恐惧修省”。其中蕴含着《周易》的敬畏无妄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须以谨慎戒惧的态度行事，尤其是春风得意时和在日常小事中更要如此，并须随时反省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时刻保有敬畏无妄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亨通吉利。

六、保合太和观。《周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大自然生生不息地运行变化，是要使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能各尽其性，各得其所，共同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生命整体，这样才更有利于万物的充分发展；大自然之所以不断生成天地万物，只因为它要使天下万方都繁荣昌盛，幸福安宁。此之谓《周易》的保合太和观。

保合太和观警示我们，必须把大自然当作是一个高度和谐、完美神圣的生命整体，尤其是人要把自己看成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分子，切不可自恃其主体性而对他物颐指气使，为所欲为。否则，人必将自食其果。《尚书》早已告诫我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明言：“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与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