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堪舆学对后世的启示和意义（上）

魏晋时期整体社会较为动荡，国际交流和民族交流成为常态，不同文化形态开始涌入中原地区，传统的经典解读方式崩溃，不同区域、阶级的思潮不断激荡、交流，导致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新思想辈出、新思潮涌现。魏晋玄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哲学思辨体系的一个新开端，不仅在历史上首次将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杂糅、汇通，以一种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呈现给世人，更重要的是它在对两汉经学批判的基础上，明确了“本质大于形式”即“得意忘形”的哲学思辨方法，将本质与形式的关系，放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予以讨论。玄学本非儒家文化的主流，但魏晋玄学既继承了两汉经学的解释方法，又批判了两汉经学“天人感应”的出发点，形成了以玄解道、以玄解儒的新思路。这种“重本质、轻形式”的哲学方法论，给魏晋时期的学术发展，带来了一次空前的繁荣，一反两汉经学的神学底色和枯燥乏味。借助玄学，魏晋时期的思想家将个体自由呈现于天地的空灵中，实现个体生命的最大超越，同时也给这一时期儒道释文化的发展及后世中华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魏晋玄学不仅是两汉以来的儒家主题研究命题的校正，并且在该时代提出了与两汉经学完全不同的经典诠释路径，强调超越“名教”的束缚、回归生命的本然。

重视生命本然、自然，超越礼教形式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在隆礼重法封建王朝统治下人的精神自由问题。此外历史也证明了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潮，在此后明代之前，成为历史的主流。清人皮锡瑞认为，魏晋时期伴随着东晋南迁，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关注生命主题的转变，导致此后千年南学开始超过北学。在其著作《经学历史》中，皮锡瑞写道:“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经学统一之后，有南学，无北学。”在魏晋学术转变的大背景下，堪舆学也获得了一个“黄金发展期”，从模式建立进入不断发展的一个时期。从上古时期，民俗生活及原始信仰世界中走来的堪舆学，体现了人类对未知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尽管富含因科技水平、认知层次而导致的愚昧迷信，但却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对命运探索的无畏。堪舆学以“天人合一”为旨归，杂糅了中国古代哲学中阴阳五行学说、天文地理知识等，在整个学科的发展中与社会现实相结合，融合了哲学、科学、民俗、宗教等学科版块，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从皇室政权到民众生活，从国家大事到生老病死，都可以看到堪舆学的影子。魏晋时期的堪舆学，与堪舆学家对堪舆学的影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