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要看怎么理解“字典”这个词了,如果是常规理解里面“查询字音字义的语言工具书”,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字典并不是《康熙字典》。
不过要说明的一点是,“字典”这个词以及之后的用法,却是出自《康熙字典》。在《康熙字典》之前,语言文字类的辞书,并不能用一个词说明,而是分成了各有侧重的两个:重字义字形的,我们一般叫做“字书”,重字音的,我们一般叫做“韵书”。
所以,中国第一部字书,理论上讲本该是秦代李斯为首编的《三仓》,但它不可考了,所以公认的是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
第一部辞典,是《尔雅》。
最早的韵书,应该是是三国李登编的《声类》和晋吕静编的《韵集》。只是同样不可考,所以算在了《切韵》头上。
而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大概算是第一部方言词典了吧。
另一个问题,有些复杂,我勉强回答一下。欢迎探讨。
是这样的,中国的辞书编纂,其实并非如问主所想一直岑寂到今。它也是随着朝代更替学风变化起落沉浮过的。
为《说文》立注、著说、增补、校对的相关书籍,历史上从没断过。什么《说文长笺》《说文解字注》《说文句读》《说文解字义证》《说文通训定声》······可见其地位和深度。《尔雅》更是位列十三经之一。因而不能说不重视。
从魏晋开始,《广雅》、《玉篇》、《切韵》自不必提。直到辽宋金时期,辞书编纂都有着一个小高峰。《龙龛》和《四声篇海》就是那时的,以《尔雅》为宗的扩展则有《埤雅》《尔雅新义》《尔雅翼》一系列,堪称鼎盛。
只是,它经历过两次冲击,第一次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至于上古时期很有一部分的字书韵书我们无法得窥其貌。而第二次,就是元明时期。因为宋代有姓程的俩兄弟和朱熹带头,以至于晚宋以来一直有重经义而轻训诂的治学风气,贻害非浅。
宋以后儒家的经典,最圣的学问,叫什么?叫《大学》,玩的都是明理章句。我们研究音韵、文字、训诂的这些东西,统称“小学”,这个词西汉就有。此中意味,自行体会。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辞书编纂不同于别的研究学问,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枯燥,遵循的原则是“较死理”。对于一个字义的考证,涉及到的文献资料很可能多到骇人听闻,更不必说常有矛盾错讹存疑之处难以辩鉴,必须有种洞察力。
所以,编纂辞书的人,学问见识极其之高却鲜少为人所知。因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枯燥孤独,每每和字词作战纠缠,考证更是耗人心力。所以即使编一本小小的通用字典,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从近代的罗振玉、容庚、朱起凤、陆费逵,到当代的王力、徐中舒、罗竹风等人,无一不是大家,但知道他们名字的恐怕不多。
纵然是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晚清民国,依旧有《中华大字典》和《辞通》《辞源》这样了不起的大著作出现。建国以后,辞书的编纂更倾向于团体性了,极少突出个人。这种方式有优有劣,优势是考证精校更为可靠,劣处就是人员庞杂,众口难调,影响效率,也影响一本辞书的整体性和通贯性,甚至大型编制的辞书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作为我国编篡的顶峰之作,规模之大,参编人数之巨史无前例。它们当时初次出版全都是一本一本来的,拉了好多年才出齐。辛苦难产,可见一斑。
所以,我们国家对字典词典的编纂关注程度不高,反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编纂者们只顾着埋头苦干,几十年如一日,根本无暇他顾,低调得很。其他的行业包括当权者又不甚理解此中艰辛与伟大,辞书学问的普及工作是非常糟糕的。不然当年也不会有我们用一本《新华字典》回赠摩纳哥几大卷百科全书的尴尬了。
而台湾地区方面和日本方面,汉字的纂集工作以及辞书编辑工作都很有值得称道之处,很多地方超过大陆。台湾地区《中文大辞典》比大陆《汉语大词典》出现得要早哦,网站《异体字字典》也比《汉典》更为专业且广博。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和《今昔文字镜》也很了不起。
题主大概不知道第二版《汉语大词典》和《大辞海》早已启动多年了吧?
辞书编纂是文化之本,是文化之基石。高质量的大型辞书也是国力之证,我以为,普及工作该做多一些,让大众明白编纂辞书的是怎样的一群人,又有怎样的流程。不然这些可爱的人也不致太过低调以至于让大众茫然不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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