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与佛教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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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魏晋是秦汉与隋唐之间的过渡阶段，不仅是政治上各种创制产生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继承发展、吸收创新的关键时期。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从东汉传入，到隋唐兴盛，这种强烈的变化都是在魏晋时期的有效传播所致。而在传播过程中，玄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佛教;玄学;中国化

自东汉明帝遣使天竺取回《四十二章经》，建白马寺，释家宏旨便正式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但从两汉到隋唐这一长达五百余年的时间里，佛教并不是一开始就人人信服，万众皈依的，在中国传统思想儒家经学变动的过程中，佛教学习、吸收、融合，最终深刻地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众家纷呈、涵盖万千的流派，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比较普遍信奉的宗教。

魏晋时期佛教的传播很有特色，正是其成功，才有了隋唐佛教的兴盛。而其成功，与魏晋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儒学与玄学

儒者是三代时期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的一种特殊的从业者，他们大者为国家管理礼仪，小者为普通百姓操办丧葬仪式，这些以礼仪服务为主要工作的人就是儒者。所以，无论是早期的儒者，还是儒家的传人，都十分注意礼仪，认为礼义廉耻，国之栋梁，缺一不可。

儒家学派自孔子创立以来，有门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儒家的学说便随着这些弟子传播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并且被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扬。

始皇帝“焚书坑儒”和秦末的战火，虽然没有使各家学说完全断绝，但是这次文化史上的大劫难同样对儒家的文化典籍造成了巨大的毁坏，以至于汉初皇帝下诏，广招天下古籍，珍藏于秘术阁等机构和学府中，并对先秦各家学派思想学说(尤其儒学)进行恢复，经学由此产生。民间搜集起来的经书，比如故秦博士伏生凭记忆口授记载成书的《今文尚书》，其中就存在着很多与鲁恭王坏孔子宅发掘出来的经书原文不一致的地方，这反映在治学者的思想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今文经学者主张微言大义，讲求义理;古文学者认为六经皆史，崇尚考据。汉代的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根源便在此。由这两大派别产生的经学在汉代的辉煌，也为后世儒学的发展积淀很多有益的因素。

随着前后约四百年的大汉王朝的衰落，经学也逐步地暴露出其弱点而走向衰微。尤其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很多有学之士，一方面因为仕途黑暗，郁郁不得志，对人生和社会逐步丧失积极性，变得消极避世，隐居世外;一方面，很多经历过仕宦沉浮的人为了避免政治斗争对自己和家人的伤害，要么辞官归隐(比如陶渊明)，要么寄情诗酒，不务实事，追求一些道家的玄而又玄的东西。如此，经学衰微，而融合了道家逍遥无为和儒家中庸平和思想的玄学思想体系就逐步的代替经学兴盛起来。两汉经学末期儒道的融合，是魏晋玄学产生的思想基础。

二、 从儒玄双修到玄佛合流

在东汉末期产生的玄学，融合了道家清净无为和儒家中庸平和的思想，消极避世、隐逸风流的时代潮流席卷而来，此风由儒玄双修渐而演变为佛玄合流，乃至佛教独盛，浸染了魏晋整个时代，成就了风骚无限、后世决绝的“魏晋风骨”。

玄学经历四个阶段，而其中主要的发展脉络是儒玄双修到玄佛合流。东汉末年和东晋初年，在玄学还未盛极和玄学开始衰微的时候，一部分比较“守旧”传统儒家学者，一方面仍然秉持儒家规仪，严谨地传承着经学道统，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时代客观因素，受到玄学思想的影响，成为了儒玄双修者。这部分学者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佛教传播，玄学、佛学势力的增强，尤其是佛教对儒学的排挤 ，逐步消逝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佛教在三国以前一直默默无闻，而在西晋后期能够以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登上意识形态的思想大厦，这不仅同当时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历史现状有关，最根本的还是玄学为它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玄学帮助它克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它的阻碍、限制和排斥，奠定了它在中国传播的基础。综而言之，佛教能够广为传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玄学奠定的基础性作用

玄学建立的新的宇宙观否定了董仲舒确立的以天命观为核心的神权儒学思想体系。东汉末的农民战争，魏晋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残杀，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浅显粗陋的王权神授说，刘秀的谶纬神学的荒唐怪诞也为当时的自然科学所唾弃，但在理论上，人们尚未进行尖锐的批判。玄学从老子的道中创造出新的宇宙观的，从理论高度上总结人们斗争的成果，对神学世界观进行彻底否认。他们将“无”作为宇宙的本体，认为“无”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据。佛教的“无”“空”同玄学的“无”“空”有着相似之处，这种世界观、认识论的基本一致性，无疑对佛教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通过对玄学的认识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佛学的思想内涵了。

(二)儒学的衰颓不振

即便玄学逐渐显露不足，使得儒学有机会开始复兴，但是儒学并没有在这个机遇中得以重生，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儒学的故老陈腐思想体系已经被玄学冲击打破，还没能重新建立起自己更为完善的新学说体系。结合了道教的玄学思想并未能够将儒道思想融会贯通成理性有益的思想体系，反而造成了弱点不足的暴露，给佛教在传播辩论中有机可乘;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政治斗争的复杂，各阶层矛盾的尖锐，使得最为广大的人民苦难深重，包括一些门阀贵族，急切地需要精神寄托，以获得心理平衡和精神安慰，而儒家修身齐家之学显然不能满足人民的这种需求。这样，无论是内在的不足，还是外在的无用，都使得传统儒学难以振兴成为时代主流的思想，佛教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代乘虚而入了。

(三)佛教自身的改革和完善

佛教在玄学奠定的基础之上，从开始的依附玄学，到逐步的玄佛合流，利用了儒学不济的时代机遇，佛教不断地改革和完善，适应了魏晋时代各个阶层的需要，使得中国化真正得以完成。佛教的改革和完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格义之学兴起。佛教用玄学的辞汇和义理解学佛理，融佛教经义于玄学的概念之中，才终于达到了在中国传播的目的，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佛教对王法态度的变化。从东晋南朝“沙门不敬王法”(慧远)到北朝“皇帝即如来”的颠覆性变化，佛教由最初的沿革坚持交规教义，逐步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来，主动地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崇敬王权，尊奉天子，这与明季以来的西方基督教传播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佛教针对不同的阶层，使用不同的传道之法，从而也造成了佛教在魏晋时期，被上自君王，下到普通民众，都了解和感受到了佛教的旨归，信佛，崇佛。

最后，从最开始的小乘佛法，到魏晋后期的大乘佛法，佛教的因果轮回等旧教规教义在改革和完善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理论的进步更加地符合了最广大民众解脱苦难的需求。大乘佛教讲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可通过修行布施获得善报，得到解脱。这就像是西方宗教改革时期的“赎罪券”，人人都可以通过虔诚地信奉，通过一些简单的行愿而达到自我的完满，减轻生活中的苦痛，获得心灵上的幸福。这样的宗教正是动荡时代，统治者用以安抚统治的人民的有力工具，苦难的民众在现实中难以反抗时麻醉自我、取得慰藉的心灵良药。

由上面主观与客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佛教在魏晋这个特殊的时代，逐步融入到中华文化中来。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成为了超越儒道的主流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魏晋玄学是佛教中国化的先驱，佛学从玄学化倾向开始而一步步地实现了中国化，使佛学在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获得了重要地位，也促进佛教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佛学的中国化，使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得以融会于中国古代文化之中，因而以新的智慧和对人的命运的终极关怀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内容。正是佛教文化的融入，才有了盛唐的庄严与雍容，宋明理学的思辨。可以说，佛教中国化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展示出新的价值，其意义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罗志田.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M].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5月

[3]潘晓凡.对于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浅析[J].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