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的起源（四）：卦画的由来

第四节卦画的由来

 

现在《周易》中的卦画，传统也称为“卦象”，都是由阳爻“一”和阴爻“- -”组成，看上去有点神秘，于是有人就开始意淫，说卦画是上古密码，里面包含着无限的天机；有说是外星人密码，外星文字哈，扯淡呗。有比较朴实的就猜测是符号、是文字等等，其实这都是不了解卦画的流变造成的。

我再重申一遍：筮生于数，卦画本来是由数字组合演变来的。在东汉以前，没有这种“一”或“- -”组合的卦画，而都是数字。先请大家看看周原出土的卜辞中的三个卦画，是殷代末期之物：[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卦都是数字组合，用到的数字有一、五、六、七、八，第一个是八七八七八五，就是既济卦；第二个是七六六七六六，就是艮卦；第三个是七六六七一八，就是蛊卦。

再看看金文中的卦画，下面所引均是西周时期之物：[2]

  这六个卦画，有三爻卦，有六爻卦，用到的数字也是有一、五、六、七、八，那个时候似乎三爻卦筮法、六爻卦筮法还在混合使用。关于殷周时期数字卦的问题，大家可以参看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3]里面有十分详细全面的举例和论述，这里就不再展开说了。

再看看清华简《筮法》里的一组卦画，战国中期之物：[4]

   这组卦画里用到的数字有一、四、五、六、八、九等数字，仍旧是一种数字卦画的形式。这些卦画，如果把里面的奇数、偶数转变成阳爻、阴爻，仍然不出六十四卦范畴，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卦里面的数字都不相同，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些卦画是实际筮卦的记录，每个数字都代表一个爻，即揲蓍所得的该爻的数字。

在同一辑清华简中还有一篇《别卦》，它的样子是这样的：[5]

  它记录的八卦卦画又和《筮法》不同，它只用“一”代表阳爻，用“∧（六）”代表阴爻，很明显的，它这里记录的卦画是八卦的代表符号，并不是实际占卜的卦画记录。下面再看看包山楚简中的卦画，这是战国时代的东西：[6]

   这里面的卦画也是数字，用到的数字有一、五、六、八四个，阳爻主要是用一，只有一个卦画里出现五，也就是那个×；阴爻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六，一个是八。同时从《筮法》和包山简可以看到，它里面是将本卦、之卦共同排列的，说明这个时候变卦已经被应用。

再看几个上博简《周易》的卦画，战国中后期之物：[7]

 

这里面的卦画构成就是两个数字，一和八，也就是阳爻用“一”，阴爻用“八”，它这里也只是用来表示卦画，不是实际占卜的卦画记录。江陵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是秦代之物，卦画是这样的：[8]

    

秦简《归藏》的卦画是用“一”代表阳爻，用“∧（六）”表示阴爻，和清华简《别卦》相同。再看看阜阳汉简《周易》的卦画，西汉时代之物：[9] 

阜阳汉简《周易》出土时情况不好，残损得比较厉害，大部分都是些破碎的残片，也看不到几个完整的卦画，但是从它残存的卦画上也可以看出它用的数字也是两个，用“一”为阳爻，“八”为阴爻。再看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中的卦画，也是西汉时代的东西：[10]

它这里面的卦画也是用“一”代表阳爻，用“八”代表阴爻。阜阳简、帛书本的情况和上博简本《周易》相同。也就是说，直到西汉时期，人们用的卦画还是由一、八两个数字构成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用“一”表示阳爻，用“- -”表示阴爻的卦画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目前能知道的出土实物就是东汉的熹平石经，看一块熹平石经《周易》的残片（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家注意看里面的卦画，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熹平”是东汉倒数第二个皇帝（算上汉少帝是倒数第三个）汉灵帝的年号，到他儿子汉献帝的时候东汉就完了，整个汉朝也完了，所以熹平石经是东汉末期的东西，再早的出土实物就找不到了。

好了，看了这么多图片，我们可以明白这么几点：

1.卦画都是由数字组成。

2.现在能看到的卦画分为两类情况：一种是筮书记录的普通卦画，因为卦画本是由单数的阳爻和双数的阴爻构成，所以筮书记录卦画的时候就用“一”代表单数的阳爻，用“六”或“八”代表双数的阴爻，用到的数字只有两个，要么“一”和“六”，要么“一”和“八”，它只是表示八卦或六十四卦的卦画，并不是实际筮卦的记录。比如清华简《别卦》、上博简本《周易》、秦简本《归藏》等等，都属于此类。

一种是实际筮例中揲蓍所得的爻数记录，把筮卦所得六爻的爻数从下到上依次记录下来，就形成了实际筮卦时的卦画，这种“卦画”是揲蓍所得爻数的数字组合，用到的数字从一到九都有。

由此可见古人并没有专门为八卦或六十四卦去创造什么特殊的“神秘符号”来表示，卦画是筮卦操作的必然产物——只要筮卦就要用到数，用到数就会记录数，记录数就自然形成了卦画，根本不需要专门去“画”，那些所谓圣人专门为《易》创造八卦符号的说法都是瞎扯。

3.原始的卦画数字应该只有“一”和“二”，分别代表阳爻、阴爻，这也是八卦产生的基础，实际筮卦时也是只用到这两个数字，人们记录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象自然也只需要两个能代表阳爻和阴爻的数字就行，不用太多。后来随着筮法的精密，揲蓍求爻方法的繁化，用到的数字就从一到九均有。根据韩自强先生的统计，在殷代直到秦，卦画里是用的数字有：一、五、六、七、八、九，也就是阳爻的数字有一、五、七、九等四个数字，阴爻有六、八两个数字。他统计的结果，摘录于下：

“商代和西周使用的都是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所不同的是商代使用频率最多的是六、七、八，其次是一、五、九；西周使用的频率最多的是一、六、八，其次是七、五、九；到了战国，天星观楚简用的是一、六、八、九；包山简用的是一、五、六、八，用的都是四个数字，两处楚简使用频率最多的是一、六、八，其次是五、九。值得注意的是江陵王家台秦简已从楚简用四个数变为三个数，而这三个数正是楚简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六、八。从秦简的一、六、八变成汉初的一、八，演变过程的时间似乎有些短促，如果把战国中晚期的时间也算在演变过程内，就不会显得短促了。据《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凖盗发魏襄王（前三一八—前二九六）墓，得《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战国中期魏襄王墓出土的《易经》已与今本《周易》相同，其卦画当已演变为一、八两个数字的卦画了。至于秦简出现一、六、八这三个奇偶数字不等的卦画，可以视为从楚简用四个数逐渐演变为用二个数字的中间过渡阶段的现象。”[11]

不用“二”、“三”、“四”，是因为这个三个数字的写法都是横画（“四”写作“亖”），容易混淆，但是这些数字明显也要用的，看看清华简《筮法》里就用到“四”，它是被写作“口”形，那么“二”、“三”肯定也要用到，可能用别的数字代替或用别的方法记录。出现这么多数字的原因，是揲蓍的方法不同造成的。

汉代以后流传的筮法在揲蓍时是用四十九根蓍分成两把，然后每四根一数（象征四季），所余的数字是四、五、八、九，不可能出现一、六、七，但是先秦的卦画中这三个数字却经常出现，那么只能说明古代可能有其它的揲蓍方法，比如用蓍的数目、每次揲蓍时所数的蓍数可能都有不同，所以造成最后余数的多少不同。据王明钦先生介绍，在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也就是出土竹简本《归藏》的地方）中出土了六十支筭筹，装在一个竹筒内，显然那就是用来筮卦的工具，它却是用60根，和汉代以后用50根不同。先秦筮卦使用过的数字现在明确知道的有七个，可见其初揲蓍也未必就是四根一数。其具体怎么操作，可惜我们不能知道了。

实际记录爻数的原因，是传统的筮法已经发展到非常缜密又非常复杂的地步，他们不仅使用卦象，还使用爻象，这种爻象还保留在清华简《筮法》里。同一个阳爻，爻数可能是一、五、七、九等不同的数字；同一个阴爻，爻数也可能是四、六、八等不同的数字，不同数字的爻象代表的事物和吉凶也不相同，所以他们要老实地把所得数字记录下来。

4.大概从战国开始，随着筮法流派的增多，其中有的流派为了便于操作和掌握，又把筮法尽量简化，是一种类似“复古”的风气，比如《周易》筮法一派就是，它抛弃了繁琐的爻象，只用八卦卦象来占断，那么记录实际的爻数也就失去了意义，记录卦画所用数字开始又由繁趋简，阳爻只剩下“一”，阴爻只剩下“六”或“八”，其中还包括了变爻的老阳和老阴，这就和筮书的卦画统一起来。因为“六”、“八”这两个数字字形相似，只是两笔中间相连与不相连的区别，先秦最通用的可能是“六”，我们看看现在的《周易》中称阴爻为“六”就是证据。

5.到了西汉时期，人们普遍用“八”代替阴爻，把“八”拉平直，就变成了“- -”形，才有了现在《周易》中那种卦画。这种平直的卦画，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是东汉末期的熹平石经《周易》，上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们只能相信，现在看到的《易经》里的那种卦画，是东汉末期才出现的，是东汉人的发明，西汉时期还没有，那么它产生的时代已经非常晚。可就这个非常晚的“发明”，让后人坠入五里雾里近两千年，也各种猜测了近两千年。

通过这一讲，我们知道了卦画的这个流变过程，那么可以知道，古人并没有什么专门的“画卦”之事，只是要记录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阳爻（单数）、阴爻（双数）或实际筮卦的数字，才有了卦画，这就是卦画真实的由来。

不管什么事情，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源流，不知道它的发展历史过程，就只能晕在那一堆云山雾罩的传说里，永远找不到北，也非常容易上那些神棍和大忽悠们的当。至于那些胡编扯淡的什么“上古密码”、“天书文字”、“外星人符号”之类的意淫，大家统统可以无视。

[1]见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91年，18页、56页、60页。

[2]录自董莲池：《新金文编》，作家出版社2011，《合文》22页。

[3]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李零等整理：《张政烺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1年，6-29页。

[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2013年，3页。

[5]《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10页。

[6]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257页。

[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4-24页。

[8]王明钦：《王家台秦墓竹简概述》，艾兰、邢文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30页。

[9]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8页、13页。

[10]裘锡圭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2014年，9页。

[11]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 90页。

 

编辑：知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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