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衣冠（补记二）

华夏衣冠（补记二）

 

《周易·系辞上》有一说法即“冶容诲淫”。——在这种文化目光的扫视下，既然服饰和化妆能美化人的形象，增添人体的魅力，特别是增加对异性的吸引力，于是就认为淫荡行为是美化服饰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凡是存在的都有一定合理的缘由。在当时的生活中，在既往的历史中，确也有不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追求服饰上的新奇和生活上的淫乱，似乎能够证明“冶容诲淫”是一条可以追寻的规律，从而成为我国数千年来人们反对服饰美化与创新的思维模式。基于这种观念，不少朝代都有从影响风化出发而反对奇装异服的政策和行动，回过头来看似幼稚可笑，而当时的人们却是多么的虔诚和严肃啊！寻其动机，无一不是想助风化，正人心。只不过不是黄帝尧舜，而是以民众作为主体从衣冠着手的“天下治”行为罢了。细究起来，它主要并非某些个人的有意操纵，而是一个民族整体的价值取向，而这正是《周易》服饰文化观的无意识表现。（这大概就是易经之“百姓日用而己不知”的魔力吧。”）

 

在理性的视野中，“冶容诲淫”是不符合逻辑的。最起码是一种肤浅而片面的认识。生活腐败的人一般说来喜欢打扮，但是善于打扮的人却并不一定生活腐败。屈原是喜欢打扮的，春秋战国时代原本是一个新时尚流行的百花齐放的时代，服饰的讲求是从国王到平民、从诗人到哲人的普遍兴趣。了解这些，就似乎读懂了他在诗句中反复以自豪的口吻说自己穿戴如何如何漂亮的心态，然而也相当熟悉地听到了这位伟大的诗人沉重而无奈地在《离骚》中叹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不就是“冶容诲淫”观念所产生的效应么？当然是典型的负面效应了。

其实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这种思维模式会经常出现。如英国国会在1770年曾考虑制定法例，禁止女子化妆，认为化妆是“迷惑男性的巫术”，今天看来幼稚可笑，可彼时彼地似乎更带有神圣的意味。

换个角度来说，也许这是一种文明拓荒期的禁忌。它本身莫不是从反面意味着服饰的起源——如现代一些服饰史家所说——是为了吸引异性才产生了服饰，于是才有了《周易》文化中如此激烈的态度和谴责性的言辞，在中华文明拓荒期便构筑了一条以伦理道德品评服饰境界的文化思维模式。人们着装重端庄大方，仪表整齐，不喜欢奇异之服，每人在着装之前总要考虑别人有什么看法，会说些什么……这一切也许源于《周易》的教诲，也许种种猜测都归于虚妄，然而这种唯伦理型的服饰文化思维模式，不只是在历史上，也是现在我们每个人可以感知并为之困扰的客观现实。

应该承认，《周易》所营造的着装起源的神圣性，为着装社会性的普及与敬畏心态作了重要的心理铺垫。从生活实例来看，婴儿着装是经过多次哭闹、反抗成人强迫，才成为可接受的习惯，那么，人类婴儿期的着装恰恰需要神幻意味的强迫与现实权威震慑的力量，才可无遗漏地皈依顺从。将服饰创造权归于帝王这一观念，在今天看来负面效应甚多，甚至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在当时，却是历史性智慧的凝聚，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

从贲卦等可知《周易》所表述的时代，人们的文饰观念相对成熟且有多向度的阐发和理解，既对文饰产生的美感魅力有倾心皈依的肯定，又对众生普泛的炫耀心态有敏感而有一定深度的把握；既欣赏文饰持久会带来心情愉悦灵魂净化的祥瑞氛围，又点出不分场合的文饰会使人拘束有异化的负面效应；既强调文饰种种华丽之美之吉，又推崇返璞归真的无饰之美，亦有对感性沉溺的美饰的指斥……这种理解，这种表达，也许不无偏颇，但总体来说是深刻而独到的，是宽容而从容的，是与现代民主平等的美感境界相通。虽相隔数千年，我们今日读来，仍觉新鲜，仍觉有意味，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而在如今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我们的汉服首要的核心问题并不是什么“冶容诲淫，而是重新正名的问题。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从功利的角度说，汉服的市场巨大，从文化复兴的角度说，与国、与民、与族、皆百利而无利害。可是如今鱼龙混杂的市场中，真正理解并热爱华夏衣冠者了。甚者许多人根本分不清汉服与普通古装（戏装）的区别。严重的二次元化，COSPLAY化令每一个热爱华夏衣冠历史与中华文化，并深深引以为傲的的人唏嘘不已，徒呼奈何。

突然想到一句话：高贵无非就是披着华丽外衣的低俗与丑恶。再纯洁的心灵最终都逃不过被这高贵的践踏！——写到这，仿佛有些面对虚无的无力感。（完）

校对：王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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