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 沙滩村的文化辉煌与不尽诗意

沙滩村小景 舒畅 摄

沙滩村，人才辈出诗书耀世

沙滩村，这个名字让初次听见的人首先想到大海。去沙滩村的时候，当地文史研究者们对这个名字隐隐遗憾：“好多人都以为是某个沿海的地方。”沙滩村跟大海无头，但跟一条江有关，这条从村前流过的江里有长约半里的沙洲，沙滩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这条江叫乐安江，在唐代《元和郡县志》里，它叫夷牢水，民间又叫它斤竹溪。我们的车在高速路上一路飞驰，驶下高速路之前，路牌上提示的名称又成了“洛安江”，弄得我很疑惑。跟沙滩村和新州镇的地方志工作人员讨教，说是并没有正式改名，又有人讲是因为如今有了“安乐死”的说法，于是原本很“安居乐业”的“乐安江”，又在一些时候被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写成“洛安江”……我想起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说的那句：“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儿呢。”绕着弯儿世代流淌的江水，因人们不同的心思被赋予不同的名字，也不知是高兴还是别扭。这让我又想起书里的另一句：“世间的事，原来件件藏着委屈。”

乐安江发源于绥阳县西北部大娄山南麓，蜿蜒东南流，至沙滩微折而东，汇入湄水、湘江，最终流入乌江。黄万机先生在其2006年出版的《沙滩文化志》一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村的面貌：“沙滩前带清流，后枕冈峦……村中有近百户人家，屋宇层迭，掩映着翠柏修篁；沿溪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文字中世外桃源般的景致，与我在2023年春天初次到达沙滩村时的亲眼所见，几乎是毫厘不差。

跟随地方志行走贵州，沙滩村是每位文史领域的专家推荐我去到的第一站。至于原因，自然就是这片土地所滋养出来的“沙滩文化”。晚清百余年间，沙滩村涌现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学者、诗文作家、艺术家数十人，有著作200多部，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领域，辉煌一时，即使在中华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贵州通志·艺文志》里说，清代贵州的著述中，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难怪民间谚语有那句：“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一个地处偏远，方圆不过十里的村子，三家几代人在百余年间文化昌盛，人才辈出，诗书耀世，余韵不绝，想起来都令人神往。

《遵义新志》，出现了“沙滩期”

在地方志里找寻对于沙滩文化的溢美，道光年间编修的《遵义府志》里是没有的——这本梁启超眼里的“天下第一府志”，编撰者正是沙滩文化人中的代表人物郑珍和莫友芝，“自己给自己点赞”这样的事，他们那个段位的传统文人可搞不定。到了1937年刊行的《续遵义府志》，沙滩文化人的活动开始被关注。而真正让沙滩文化得以凸显的，则是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时的重要学术成果——《遵义新志》。书中这样描述沙滩文化人：“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沙滩的文化成就，书中专门强调了它已突破“地方级”，跻身“国家级”，即“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文化区。”

《遵义新志》，2012年版 舒畅 摄

这本由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创人，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鼻祖张其昀先生主编的《遵义新志》，气象一新，极具创意，被后人评价为“开创了中国人进行土地利用调查研究的先河。”1939年12月，在抗战中历经数次搬迁的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定，从此寓居黔北7年，直至抗战结束。这部从地址、气候、地形、相对地势、土壤、土地利用、产业与资源、聚落、区域地理、历史地理10个方面对遵义地理历史面貌进行全面科学描述的志书，和浙大在贵州进行的其他知识传播和学术实践一样，对这片偏远土地而言如若清风徐来，成为贵州人科学地“认识脚下土地”的又一把钥匙。在其中的历史地理部分，张其昀将2000年遵义历史分为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杨保前期（白锦堡期）、杨保中期（穆家川期）、杨保后期（海龙囤期）、老城期、沙滩期、新城期，一共9个时期——沙滩文化人活跃的百余年，因文化上的大放光彩，甚至独立定义了遵义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这真是给足了文化面子。历史学家范同寿在其2022年出版的《贵州历史笔记》里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一种大胆着笔，“这种分期法，在文化专史或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中并不少见，但拿来代表一个地方的历史时期，在其他方志中还没有出现过。”

为此我又专门去了解了一下张其昀——跟着地方志，不受控制就会游出地方，神游时空——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山大师”，曾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及文学院院长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主编的《高中中国地理》，与戴运轨主编的高中物理、林语堂主编的高中英语，构成当时全国通用的三大课本。我又在刚刚读完的《那时的先生们》里看到了他，虽然那段记述让人难以评说又无限唏嘘——1949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促使蒋介石最终决定退守台湾的，正是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张其昀的“东撤论”。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文化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消逝在了烟尘里，要不是因为一本《遵义新志》，浅陋的我几乎不会“顺藤摸瓜”，在“滚滚长江东逝水”中看到他的身影。大时代与小地方，大人物与小事件，之间的呼应与切换，比一切的大戏都更有戏。

从“钦使第”到禹门寺

还是从时空的远方回到沙滩村。黎庶昌故居自然是要去看看的。光绪七年到十六年黎庶昌两度以钦差大臣身份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得这座宅子也被称为“钦使第”。倚山而建的三进院落，如今已是黎庶昌及沙滩文化的纪念馆。除了出使日本，黎庶昌还曾任外交官驻西欧各国，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杰出代表之一。光绪二年（1876年）冬，经丁宝桢（对，就是那个跟“宫保鸡丁”紧密关联的贵州织金人）举荐，黎庶昌作为三等参赞赴欧，从此开始外交官生涯。他们从吴淞口出发，坐船经香港、新加坡、锡兰，渡红海，越苏伊士入地中海，绕过葡萄牙南段进入大西洋，在英国南部阿母敦登陆，最终抵达伦敦，行程3万公里——听到这些，我很想采访这个近150年前就组团“游轮海外游”、从西南边隅的村庄中走出的贵州人，他第一次看世界就用这么“暴饮暴食”的方式，是觉得过瘾，还是有点消化不良？更想问他的是，一边是危机重重落后愚昧的中国，一边是生机勃勃盛气凌人的世界，一个清末的外交官要如何不卑不亢，长袖善舞，才能不辱使命？

禹门寺也是我在沙滩村不能遗漏的打卡地。当年黎氏家塾就设在这里，郑珍、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先后在这里求学。黄万机在《沙滩文化志》里写：“寺在回龙山巅，山势如游龙，迤逦南行，直奔乐安江如饮水状。头部岩石峥嵘，绝壁十余丈，江流在此洄为深潭。山间松柏苍郁，荫蔽天日。禹门寺飞檐涌殿，隐没期间。”这个画卷如今还在，毕竟山还在，江还在；而黄先生继续写道的“由山间蹬道步入寺内，但见殿堂高耸，僧舍罗列，禅院幽曲。寺中有藏经楼和读书堂”的样子，如今却不复再见；至于莫友芝《禹门寺》诗里的“禹门多古木，俯仰一翠气。从来溪上人，不见山中寺”，对于世世代代青山绿水的禹门，则从古至今都是一样的苍翠风景。

新建的禹门寺大门和一般的寺庙大门迥然不同，在我看来像个“国风潮品”风格的设计，小巧雅致，很是新颖。禹门寺最初叫沙滩寺，由明朝平播之后迁居沙滩的黎氏家族创建，明朝永历年间，高僧丈雪云游至此，开创道场，改名禹门寺，接引八方佛陀，遂成西南名刹。禅宗文化的兴盛只是一方面，我更感兴趣的是黎氏家族在寺中开设的家塾。这座读书堂招纳族人及乡里子弟，历时300多年，培养出大批人才，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均是出自其中的“校友”。除了禹门寺里的家塾，又有最早为黎安理书房的“锄经堂”，其长子黎恂从浙江购汇几万卷图书陈列其中供人翻阅，郑珍、莫友芝、黎兆勋、黎庶昌等都在其中领受书籍的恩惠。如今的锄经堂是黎氏后裔黎培礼的住房，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农舍，难以想象一个半世纪之前，它曾容纳过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读书人，与之常年相伴。

教育是沙滩文化不拘于一时一人，成为该时期黔北文化甚至贵州文化代表的重要原因。平翰在《遵义府志序》说当时的遵义“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教育从娃娃抓起，这就是生动写照。富庶的沙滩村就更是典型代表，郑、莫、黎三家祖孙几代大都以教书育人为志向，不仅多次登上贵阳、遵义各书院讲坛，而且执教地域遍及黔东、黔南、黔东南、黔西北许多府州县，育人的功德惠及全省，绵延至今。而黎庶昌在重庆创办洋务学堂，郑珍之子郑知同在四川学政张之洞幕府以小学传播蜀中，郑珍外孙赵怡在成都创办客籍学堂，黎渊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这些又是沙滩文化人在贵州之外的辽阔中国的育人之举。他们中每个人在学术、科学和文学艺术上的成就自然令人尊敬，而一个群体通过教书育人、桃李天下，让无数人得到启蒙和塑造，则更是光耀世代、沾溉百年的功德。

诗意的月光依旧照耀今人

从“钦使第”出来，我遇见了沙滩黎氏第15代黎桦元，怀里抱着他的儿子。他带着我们去到了沙滩黎氏第14代，85岁的黎培礼家，就在100多年前黎氏的“图书阅览室”——锄经堂。在黎培礼家门口，我又遇见了黎氏第13代黎明汉。代代相续的沙滩黎氏，像环环相扣的时光链条，黎氏还是那个黎氏，生活却是全然不同的生活。黎培礼曾经独立管理和解说黎庶昌故居22年，如今那里被专业团队接管。他的屋子四壁糊满了字画，有的是别人的作品，而墙上和桌上更多是他自己写的诗，用毛笔工整地写好。他并不是祖先那样的文化人，也没受过多少教育，但这并不影响写诗成为他务农之余重要的爱好。桌上正摊开的是一首《失眠》：“斜月入窗前，迢迢夜未眠。感时因忆事，深夜闻鸡鸣。”听《沙滩村志》编纂者们说，沙滩村民至今有很多热爱写诗的，诗歌的传统在村里一路绵延，每年重阳节的“沙滩文化九九晒诗会”，已于2006年入选遵义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文化空间类”项目。一个多世纪前的文化盛景虽已远去，但诗意的月光依旧照耀今人。他们的生活，就是活脱脱的“诗和眼前的田野”。

黎培礼和他写的诗 舒畅 摄

我是揣着一本2019年出版的《沙滩村志》来到沙滩村的，在近年来持续推进的“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里，贵州已有包括《沙滩村志》在内的8本地方志入选。而我来沙滩村之前掌握的最早的有关这里的知识点，就是“沙滩文化”代表人物中的郑珍、莫友芝共同编纂了《遵义府志》——这本被人们公认为“府志中第一”的研究黔中历史的必备之书。等来到沙滩村后继续了解，才知道除了大名鼎鼎的《遵义府志》，沙滩文化人编纂过的贵州省内外的地方志还有一大串——从《大姚县志》到《上元县志》《江宁县志》，从《荔波县志稿》到《青浦县志》和《名山县志》……硕果累累。沙滩村跟地方志，真是古往今来好大的缘分。把这里作为“读方志·行贵州”的第一站，我想我们的“方志之旅”至少就没输在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