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风声鹤唳的庚子

晚清重臣陈夔龙。

困居无聊，偶翻书架，居然找出一册1983年版的《梦蕉亭杂记》，想起几天前马忠文兄说起此书他置案头常读，摊书桌上一看，竟然为之着迷。此书何时所买，已浑不记忆，印象中似乎还买过另一个出版社的不同版本，1983年还是百废俱兴的萌芽时代，这本清朝遗老所撰的小书已经重印，可见当时知识界对它的重视。

作者陈夔龙（1857-1948），字小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是晚清最后一位过世的封疆大吏。他1948年才在上海病故，抗战胜利后，他是硕果仅存在晚清官至一品的遗老，连蒋介石对他都敬重有加。遗老们则称呼其为庸庵尚书，小石宫保。记得高式熊师还对我说过，他1946年结婚时，庸庵尚书是首席主宾，这荣耀当时可了不得。

《梦蕉亭杂记》初版刊刻于1925年，我手头这个本子即版刻的影印本，因当时节省工钱，三十多年前读者啃无标点的书也较为普及，后来才出标点排印本。庸庵是晚清读书人出身，他靠着自己的努力考取功名，中了进士，文笔还是相当不错的。书中记述很多重要场合，如庚子辛丑之间很多奏稿，是由他来起草，这是他出身基层官僚所练就的基本功。

书中所记的，大部分是其身历的晚清史事，而其中又以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议和，所记最为详细。在今人考证庚子之役时，此书因较为详细和可信，经常被作为信史引用。此书序言由冯煦（金坛人，光绪朝探花）所写，说书中“光宣两朝朝章国故与其治乱兴衰之数，言之綦详”，刚好过去两个庚子，重新审阅当年这场惨败的战争，格外有趣味。

拳乱初起，陈时任署理顺天府尹，即北京最高行政长官，他颇熟悉京城内外事务，庚子（1900）五月十八日，拳民在京城肆意烧洋货店，并放火焚烧，在前门大栅栏抢掠烧一家洋店并放火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点着了附近的广德楼茶园，随后蔓延至东边的珠宝市，火焰还飞入正阳门城楼，即国人熟悉的大前门箭楼，将门楼烧为灰烬。珠宝市是当时京城的金融中心，有宁波人所开设的四家以“恒”字命名的钱庄，同时宣告歇业。光绪庚子是近代工商业刚刚兴起的年代，四家最大的银号歇业，顿时京城数十万人财产生计大受影响，整个社会金融流通都成问题。慈禧当然没想到拳民的胡作非为竟然闹到这个地步，没打怕洋人却先乱了自家金融。京城内外纷乱之际，陈想出了一个办法，即借官款给四恒，以解决周转问题，奏摺一上，两宫立即允许，然而当时京城内部已经一片混乱，连管钱的户部衙门，都被董福祥的军队占领，司员四散，钱库也无人开锁。所幸陈夔龙有一部下熟悉户部事，献计说，宫中东华门内内阁后门东边，咸丰帝出逃热河的时候，提取了户部银一百万两放在那里，现在何不提出来救急？于是这笔放入大内的户部银款，遂救了燃眉之急。

庚子之役的起因，今天历史界已基本认定为拳民挑起而朝廷错误支持，用书中的话说，就是“启衅”。当时有见识的满汉大臣，都意识到围攻使馆和杀害教民是极危险之举，对于此时的情形，陈在书中有生动的描述，火烧正阳门之后，五月末，慈禧光绪两宫多次叫大起（宫中用语，意谓传召王大臣入内），每天两次，在西苑仪鸾殿，因宫殿不如皇宫宽大，御案之前，大臣环跪，一直跪到门外，近支贵族和王爷则跪前排。当日许景澄（外交家，曾出使欧洲多国，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反对攻打使馆）因迟入，来到时外间已无位置，只好跪在光绪帝御案侧。陈写道：

军机大臣王文韶首言，外衅万不可开，使馆尤宜保护。端邸（即端亲王载漪，主张攻打最力）当面呵斥，文韶汗流浃背，不敢再言。皇上紧握景澄之手，谓：尔出使外洋多年，现又在总署当差，必有处置善法。景澄对如文韶所言。近支王公群相责备，人多言杂，不得要领而退。

从当日的奏对场面看，光绪帝与开明的许景澄、王文韶等明显是看出拳民的胡闹必然招致外国强力干涉，然而环跪在御案前的王宫贵族，却是一致当面呵斥。当日下午，又一次叫大起，坚决反战的太常寺卿袁昶在等候进殿时，拉着端王兄长载濂说：

围攻使馆，此系野蛮办法，德使已被害，倘各使再有伤害，各国岂肯干休，弥天大祸，即在目前，请向端邸切说，不可孟浪。言时声泪俱下，顿失常度。濂公拂然曰，此事我不能管，尔可迳向端王说。未几两宫叫起，各大臣慑于天威咫尺，不敢进言，但静候上头处分而已。

明白人眼看要出大事，上头也看到要出事，但一句“静候上头处分”而已，成了庚子祸根的最佳注脚，可怜的是许景澄与袁昶，从此成为端王的眼中钉，六月宣布与各国开战后，两人与其余三位大臣一起被斩首于菜市口，后世尊为庚子殉难五大臣。

在许多书中，拳民这个群体，大多数为京畿一带流民，盲目反对一切外洋事物，但即使在陈夔龙笔下，这些拳民却展现其忠厚的一面，诚属难得。一日，陈与尚书廖寿恒正在家中谈话，家人通报来了一位“大师兄”，这是当时京城人叫拳民的称呼，正纳闷间，大师兄已经入内，拿着大学士刚毅的名片，说现在因为他所属的拳民人数太多，饭不够吃，驻扎在附近，来这里找陈大人商量借米二十石，以后筹备到钱米，即行奉还。廖尚书听见，遂说，这班也是天子黎民，就给他吧。陈即写了一份帖子，交其转交属下办理，这时天空忽然阴云密布，要下雨了，这位大师兄看着天色，忽然仰天叹息说：

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霑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哪有工夫来京，作此勾当。

国人之勤恳忠厚，在此数语中洞见，所谓拳民教民，原都是力作的忠厚者，时代的风暴来时，将其随风簸扬，碾得粉碎。

《梦蕉亭杂记》。

联军入京，两宫仓皇西逃，留下京城的烂摊子，当时庸庵已经辞去顺天府尹的职务，却滞留京城，好不容易等来了两位主持议和的大臣，满族的庆亲王和汉臣李鸿章，两位大臣却互相猜忌，互相倾轧，甚至暗中向西安行在密奏，打对方的小报告，这些细节，都在庸庵笔下一一道来。

李鸿章为了支撑帝国的倾倒，用尽了他最后的一丝气力，与各国谈妥条件之后，条款奏摺电报到西安，却因列强开价仍然远高于慈禧的心目中底线，“慈禧谓两全权但知责难于君父，不肯向各使据理力争，我既不管，皇上亦不管，由你们去管罢。”说完了狠话，还将奏摺扔到地上，吓得当时在场的荣禄惊恐不已，叩头如捣蒜。而李鸿章则呕血一碗，不久撒手尘寰。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陌生，《辛丑条约》在无悬念之下签字，中国历史上最为屈辱的条款被加在国人头上，回銮后的慈禧，却逐步对外开放，逐渐恢复了戊戌变法时的各项措施，若使头脑早清醒两年，又何至于有庚子之役哉？

再看书中的慈禧，庸庵对她并没有太好的描写，并不是《御香缥缈录》中那位充满爱心的老太太，更不是清宫戏中的佛爷，她杀起大臣眼睛不眨。这也是清代实行奴化教育的严酷结果，就以上述提到的，大臣环跪这一细节看，笔者记得某次与扬之水先生闲话，她说唐宋人见君王并不下跪，并且列举了宋人《迎銮图卷》为例，说卷中即使在唐帝身边的平民，也不下跪，画虽为唐人故事，然而体现的，则是宋人规矩。再看清代留下的《南巡图卷》，江南市民在皇舆之前，黑压压跪倒一大片。

清代不仅在形式上使皇权独一无二，甚至在对待大臣上，也是严酷无比。《宋史·奸臣传》章惇传中有两个例子，刚好与此书形成有趣对比，其一是章惇（宋神宗至哲宗朝重臣）在哲宗面前要将司马光的旧部斩尽杀绝，哲宗只是说了一句：

朕遵祖宗遗制，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而慈禧的杀戮大臣，则是家常便饭，在庚子前两年，因恼恨康梁变法，遂将六君子斩首，六人之中，庸庵也认为“同案六人，情形亦复不同，闻杨锐、刘光第均系有学问之人，品行亦好，罗织一庭，殊非公道，须分别办理”，康广仁除了是康有为弟弟，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太后一怒，此六位即人头落地。庚子被害的五位大臣，也是不经审判，立即处斩。慈禧的最后一次杀大臣，则是辛丑之后，因列强要求惩治元凶，她赐死了毓贤、赵舒翘。若说这两位是罪有应得，她却又命人将戊戌放过一死的张荫桓赐死新疆，成为她政治生涯最后一次杀戮的牺牲品。回銮之后，新政的措施之一，是成立了法部代替刑部，随意杀害大臣才成为历史。

章惇在宋哲宗驾崩之后，太后命大臣商议继位人选，章倚老卖老，在朝堂上厉声说，“以礼律言之，简王当立！”同朝的枢密院事曾布忍不住呵斥他说，“章惇，听太后处分！”由此可见，在北宋时，君臣间的关系，与清代的主子奴才，相去不啻万里。清宫戏看多了，国人但记下了宫中的纸醉金迷，皇上的英明独断，戏台背后的残忍颟顸，在屏幕上是见不到的。

梁基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