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收录于话题#文化漫谈 48 个 #哲学 1 个 #王阳明 1 个
同样是面对失败:如果你在高考、国考中失利,或者在一次学校、公司的考核中表现不佳,你会平心静气地说出“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这样的话吗?
(参考译文:世人因为考试不中而感到羞耻,我因为考不中而灰心丧气而羞耻。)
同样是看风景:当你旅行途中被秀美山川所吸引,忍不住掏出手机对花草自然来个朋友圈九宫格时,你会得出“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的感悟吗?
试想一下,几十年后,当你走到了人生尽头,留存在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会是什么?
五百年前的大儒王阳明就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典籍里的中国》截图
这一生要如何做才能让自己无愧于心?王阳明或许提供了一种解答。
少年即“豪迈不羁”,常逃学与同伴做军事游戏;青年时任侠骑射,更在之后平南赣个平藩后的政治危机中尽显政治、军事方面高超的能力。
难怪他的学生都认为他是个“才雄”、“命世人豪”。
▲《故事中国》之《生动的历史课:王阳明平叛》
但如此功业只是他个人气质的一部分展现,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更为人所称道,所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至今仍然是大家铭记于心的警句。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竭力称赞:“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
央视去年制作的一档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便是以王阳明及其所作《传习录》作为收官,讲述了阳明先生立言、立功、立德的一生。
寻常人往往尽一生之心力想要实现其中的一项,一旦达成便意味着功成名就,而王阳明可以说是这“三不朽”的“大满贯得主”。
▲2021年纪录片《王阳明》截图,豆瓣8.2分
如此绚烂丰富的个人经历,能固守本心又能锐意进取:
军事迷会为他在的军事谋略叫好,哲学迷会为的“心学”所涤荡,而善于感受生活的所有人也都会为他的处世态度所吸引。
这几年稻盛和夫特别流行,其经营学火遍大江南北,但实际上,稻盛和夫本人称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受益良多,尤其是“以心为本的经营”不可谓不受“阳明心学”的影响。
而他的名言“作为人,何为正确”也是在全新语境下对王阳明“致良知”一说的再解读。
可以说五百年来,后人都从王阳明的思想中,不断汲取着养分。因此这个时代,我们还是要读王阳明。
陈来老师将他在精神上和气质上的个人魅力总结为“豪雄”与“浪漫”。
“豪雄”的一面只看他的个人事功就能理解,而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则是与他为道家的自然情趣所吸引、一生中几个重要转折直接有僧人、道士、方外异人的出现有关。
让我们跟随陈来老师,一起来了解一下阳明思想的演变吧!
01
从泛滥无归到归本正学
年轻时的王阳明,积极入世,兴趣爱好广泛,甚至还沉溺于各式各样的游乐活动。
湛甘泉为阳明所作墓铭中提出“五溺”说,可以看出,阳明正经做学问之前,曾经有一段“泛滥无归”的经历: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于圣贤之学。
但实际上,青年阳明思想的具体开展并不是依照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圣学(孔孟)的次序。
一方面,正如学者已指出的,五溺作为阳明归本正学前的多种嗜好并非先后发生的事件,而常是同时持有的兴趣;
▲《典籍里的中国》截图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沉溺辞章之学与泛滥佛老之学这两个阶段之间,阳明曾经有一个“为宋儒格物之学”的重要环节。
阳明早在青少年时代,“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并在官署中就亭前之竹为格物之验,这表明朱子学对青年阳明也曾发生过很大吸引力。
不可否认,在他的家庭及他所浸染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圣人之学”始终是他仰慕向往的一个主要目标。
从癸丑下第到己未登第的几年中,在泛滥辞章二氏的同时,他仍按朱子循序至精的方法谋求通过读书来达到“物理”与“吾心”的合一,但始终不得受用。
这也说明,阳明并不是仅从庭前格竹的失败便否定朱子格物之学的。
▲姚剧《王阳明》截图
在这一过程中,宋儒循序格物之学未能使阳明获得精神的提升;而他又因体弱多病,多求道家养生之术,且三教中养身养心本不可分,阳明由此便深入于佛道的精神训练之中。
这使他开始体会到,强调精神境界与内心生活的佛道都割裂了精神生活与社会伦理,而一般儒者流于章句训诂而丧失了精神生活的追求。
要求佛道一改出世信条回到伦理的生活世界是不可能的,而改造儒学,发展儒学的精神性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唯一方向。这一切终于使他回归到完全认同儒学的立场。
02
龙场悟道之后的教人宗旨
阳明此时虽完成了归本儒学的转变,但他自己的思想尚未确立,其中最主要的障碍还是宋儒的“格物”问题,这一问题自青年时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他。
他虽然从自己的生存体验与心灵要求出发,所倡导的是与辞章记诵相对立的“身心之学”,与湛若水“自得”思想更是一拍即合,这也使他在濂洛传统中发现了新的精神资源;
但格物问题只是暂时“悬置”,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一套关于本体与工夫的理论并以此与朱子哲学抗衡。
如果说,湛甘泉所谓五溺而丙寅(1506)一变至道的说法是针对泛滥异学而言,钱德洪的三变而龙场悟道说则是针对宋学而言。
阳明只是到了谪居龙场时学问大旨始定,从此,阳明学术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性格。
▲《典籍里的中国》截图
不过,钱德洪认为,龙场之后阳明教人宗旨亦有三变:
居贵阳时首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
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
江右以来始举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
虽然知行合一之说确实倡自贵阳书院时,但阳明此后也常常与人论说,很难把这只看做贵阳时期的思想。
至于从庐陵到巡抚赣汀漳之间这八年时间,钱德洪将阳明思想统归于默坐收敛、涵养未发也是不恰当的。在江西平藩之前,阳明居赣时(1517-1518)在教法上已由默坐澄心的未发工夫转而为克治省察的已发工夫了。
▲动画《三个和尚》截图
实际上,阳明自龙场之后,学问宗旨主要是“诚意格物”,如辰州、滁阳教人静坐,南都南赣教人存理去欲、克治省察,其实都是诚意格物的准备阶段或具体方式。
03
四句教的提出与身后流变
按照钱德洪后三变的说法,阳明思想的最后发展形态是江西时期的致良知思想。
而在王门内与钱并称高弟的王畿,却将阳明龙场之后三变的最后一变理解为是他居越时提出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江西时的致良知思想还是纯粹的道德理性主义,归根到底还是“有”的境界,四句教的提出,才实现了境界的有无合一。
虽然四句教并没有否定江西时期的致良知思想,但确实可以看做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典籍里的中国》截图
钱德洪并不是不了解阳明晚年思想的归宿,他之所以尽量贬低四句教在阳明思想中的地位和意义,也与当时王门“以悟为则”的流蔽日益明显有关。他自己也曾在无善无恶上下功夫,但最终仍归于“四有”,这是他坚持以平藩时致良知说为阳明思想最后一变的缘由。
任何学派在宗师死后的派别分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对王学来说更是如此。
阳明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倾向往往强调的侧面不同,且其所采取的理论形式往往并不严格,门人的资性、经历也都各不相同,这些都使得王门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诸多分歧。
▲纪录片《中国通史》第81集《王阳明心学》截图
在明中后期社会思潮的整体氛围中,阳明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主观主义等因素被特别地发展了:
泰州学派等人把阳明的“身”“己”变成了感情爱欲的自我,把良知转化为无任何规范意义的当下冲动,把阳明的“狂者胸次”变为冲决一切罗网的异端和抗议。
这虽然不是阳明及多数王学学者的主观意愿,但其为晚明市民思潮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若干可为利用的思想形式,这也是明清之际的学者严厉责备王学的基本原由。
然而王门如此多样的分化与发展,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影响之大、学问之深。
心体性体、本体工夫,有无动静、本末内外,打并合一,其为圣学,岂可疑乎。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