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书法在碑学书风发展中的意义

书法谱系中延续千年的尊崇王羲之优雅书风的帖学正统在清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被撼动，这股潮流被称之“碑学运动”。今天，我们依然身处这一股潮流之中。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可以选取傅山为例，那么谁又在碑学书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呢？考察清后期的书法家，结合近20年多来的研究成果，何绍基是不二人选。

湖南省博物馆藏清咸丰十年（1860）何绍基临《张迁碑》

何绍基旧藏秦半通印"苏被"

展览中的何绍基《东洲诗》

何绍基绘兰花

白谦慎先生2005被译成中文的专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选取傅山的个案，将他的生平、作品、书学思想置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系统而详细地剖析了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他的研究表明，充分扎实的个案研究可以补充历史的片段甚至窥视某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在结语中他延伸谈到由于考据学、文字学、金石学在清中期进入全盛，碑学书法也在18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这实际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课题，即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可以选取傅山为例，那么谁又在碑学书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呢？考察清后期的书法家，结合近20年多来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何绍基这个人物是不二人选。

何绍基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切身感受了清王朝的没落与时代变革的动荡。他大部分生涯贡献给清朝的文教事业，三次典乡试：道光十九年（1839），典福建乡试，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甲辰科贵州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典试广东，选拔贤人无数，后担任四川学政，使僻壤“文教蔚兴”，罢官后执教山东济南泺源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末年受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延请赴苏州书局、扬州书局主持校刊工作，完成了《十三经注疏》。同治十二年（1873）病逝于苏州。他这一生，仕途并不得志，但他在学问、诗词、鉴藏、书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有云：“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有所传于后，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他的墓志中也记载：“府君……幼慧能文，于诸经、说文考订之学嗜之最深，旁及金石图画篆刻律算，博综覃思，识解超迈，为文取法马班昌黎，诗宗渊明、太白、杜、韩、白、苏□（诸）大家，书□（法）根巨篆分，融会率更父子、鲁公、北海、东坡自成一体。性坦白无城府，言动平质率真，归于实事求是。体素健，禀赋过人，善饮好游，踪迹几遍行省，所至友朋谐际觞咏留连。”

早期书风

何绍基，清嘉庆四年（1799）生于湖南道州东门一个书香家庭。道州何氏，祖籍山东青州，宋朝时南渡，世代儒业相继，明代时尚有先人仕宦，但入清后，皆在本地耕读传家。其父何凌汉（1772-1840）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幼年，父母又相继去世，“夜不能具灯烛，恒燃松枝自照，读经书必兼传注”，因其聪慧过人、勤奋刻苦，少即有文名，得以在当地课徒为生。何绍基、何绍业双胞胎兄弟诞生时，家中尚不宽裕，何绍基3岁时，何凌汉独自赴北京应试、任小京官，其母带着兄弟三人艰难度日，“家有四壁立，粮无三月赊”，只好投奔同样以耕读为生的寒儒舅父，直到父亲高中探花后，举家才迁到北京，彼时何绍基8岁。何凌汉立身行事，极有矩度，“居恒庄敬刻厉，无欹坐，无疾趋，独坐必敛容，急遽时作字必裁划正坐而后书……家范严肃称于时”，他在为人、治学等方面给了何绍基兄弟最好的示范。在父亲“不许出书屋”的告诫之下，何绍基发愤读书，“惟书爱最真，坐卧不离手”，成长为一名深受长辈、老师喜爱的青年才俊。何凌汉官运亨通，先后任广东、福建、山东等省考官及浙江学政，培养了大批朴学人才，累官至户部尚书，他的地位及交友圈给了何绍基等兄弟最直接的影响，他们青年时即与当时学术圈中的领袖人物交往，如阮元、程恩泽等。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太傅，博学融通，尤以治经名重后世，对后进亦极为奖掖。他对何绍基甚为器重，而何绍基24岁时即阅读阮氏朴学、金石学著作，他亦继承了阮师的“南北书派论”。

这一切都是应时应地而生。文字学的经典著作《说文解字注》于1813-1815年间出版，“书法家现在可以从段玉裁等学者的著作中获得篆书的新知识，进而更准确也更自信地书写篆书。”几年以后（1818），20岁的何绍基时得以攻读此书，并开始写篆字。何绍基24岁曾随父侍读山东，当地丰富的资源为其深入碑学提供了条件——山东境内存有大量汉代和六朝石刻，如泰山、曲阜更是古代碑刻的集中地。何绍基自那时起便嗜好搜求金石碑版，更不惜涉险访碑，他的好友苗夔在《使黔草序》中谈到何绍基“虽贵为公子，乃健步善游南北。应试二十年，芒履箬笠，打碑访古，雨餐云卧，遇者不知为何许人。通籍后，使车所至，奇山秘壑，探幽蹑险，不能自休”。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何绍基的收藏蔚为大观，最有名者乃北魏《张黑女墓志铭》孤本，此墓志原石早已亡佚，拓本尤为珍贵。虽为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何绍基27岁在山东得到它，欣喜若狂，三年中无日不研读。“余自得此碑（1825），旋观海于登州，既而旋楚，次年丙戌（1826）入都，丁亥（1827）游汴，复入都旋楚，戊子（1828）冬复入都，往返二万余里，是本无日不在箧中也。船窗行店，寂坐欣赏，所获多矣”。亦无怪乎他总结自己的书学经历时谈道：“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视他的作品，却发现他的学书经历并非上述这么简单。诗文中所记载的取法对象与何绍基当时作品风格有着一定程度的出入。

何绍基的作品广为流传，国内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如上海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地藏品各具特色，而最为系统、全面的收藏则是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何绍基作品260余件，囊括不同书体、不同时期；另收藏何氏一门（何绍基父亲、兄弟、子孙）作品近百件。通观这几个馆的藏品，何绍基二十至三十岁的作品尚未见到，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幅作品为何绍基楷书墓志铭《泉山墓表》此乃为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父母合葬墓所写的墓表，落款中有明确纪年：“道光十二年岁次壬辰冬十月朔不孝四男厚均泣述，姻家再侄道州何绍基填讳书丹并篆额。”表明作于1832年，何绍基当时34岁。后有李瑞清、李瑞荃两兄弟的题跋。两人题跋时间为光绪己亥（1899），距何绍基辞世方20多年光景，谈及书坛情况及世人对于何绍基的评价应为可信。

由两人议论可知，何绍基的书法在当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刘象何龙”之喻，然晚年格调甚高，实为自成一格的典范，却非能迎合世俗之需。李瑞清此番评说可谓一语道破何绍基的书法渐渐式微不为当今大众认知的真相。而两人一致认为此作是何绍基由临习《张黑女墓志》向临颜字过渡的证明，笔者认同此作有颜书的痕迹，但临《张黑女墓志》的迹象不甚明显，更多体现出欧字的结体。当作何解释？联系何绍基父亲何凌汉此时的日课，我们能得到一点启示。

何凌汉的书法当时深得朝野内外钟爱，“书法重海内，朝鲜、琉球贡使索书，应之不倦。”虽然他的作品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并未形成一家面貌，但他的书法实践一辈子都不曾停止，风格一直在转变，由此可见他对书法这件事的痴迷。早年他学唐褚遂良、欧阳询，“先公廷对时名在第四，睿庙谓笔墨飞舞，拔置第三。时方习褚公《乐毅论》，登第后乃习欧书《醴泉铭》。”晚年喜临颜真卿楷书。清道光十七年（1837）他创作的行书吕坤《呻吟语》节选屏，虽结体瘦长，体现出欧体的影响，但笔画圆劲、厚重，可见练习颜书有一段时间。而何绍基兄弟四人习书理应是沿着父亲所走的道路在前进。在他们学书之始，应是临习欧书、褚书等。而到了30岁这个阶段，便开始受父亲影响练习颜书，这一练便是20余年。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本何绍基兄弟四人的书法集锦，时间为甲午年（1834），部分作品署款“为友人药舲所作”，或许是经药舲收藏整理成册。该册内容丰富，有何绍基临颜真卿《仆射帖》、何绍业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何绍京临米芾《蜀素帖》、何绍祺临《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可见，摆在兄弟四人面前的法帖种类多样，而何绍基私淑父亲的审美趣味，于36岁时已写得一手好颜字。

对颜体的执着

何绍基对颜真卿书法的执着来自2个方面：一方面是品格上的认同，一方面是书学理论上的认同。颜真卿书名的隆盛得力于他的忠烈受到历代执政者的肯定和宣扬，但对于任何一个饱读经典、正直磊落的读书人而言，也是发自内心的崇拜颜真卿的舍生取义，何绍基即是如此，他曾赞叹“公书固挟忠义出”。何绍基正直淡泊的襟怀与颜真卿很相似，他自37岁登进士第至57岁从四川学政任上被罢，20年间淡泊名利、刚直不阿，被老百姓称赞为“真名士”。48岁，他在国史馆任史馆提调时，曾建言史馆总裁穆彰阿为三品以下大臣作传，遭拒后，当日即辞。55岁简放四川学政时，不仅督学有功，视学各地、革除弊端、量才录用、整顿考试等，使得四川僻壤“文教蔚兴”，更重要的是他还关心民生利病，理处民讼，特别是“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奏参总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员，置承审官七人于法，闾阎快之，咸以为天眼开”。然而这一秉公为民的举措很快得罪了权贵，咸丰五年（1855），上以“肆意妄言”罢了他的官，从此他退出官场。第二年（1856），何绍基应山东巡抚崇恩之邀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后又返乡，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他教书时，仍心系社稷，一心为军兴培养人才。如同治三年（1864）所作的诗稿所述，“时事满怀空激昂。酒间论议偶一发，似箭离弩难收藏。城南昔贤讲学处，正在妙高峰之阳。聊与诸生共破砚，时复远眺登崇冈。骚情未歇兰芷馥，文笔亦有湖岳苍。只愁士气快速化，两科四举秋赋场。但期拔擢不培养，有类灭裂荒土疆。明知学校是根本，且为军兴筹橐囊。”字里行间显露出对时事的焦灼以及尽一己之力的决心。这一年，湘军大败太平军，新疆回民反清起义爆发，俄国趁机入侵中国西部地区。何绍基从事了一辈子学政官的工作，深知人才培养的重要，而他所在的城南书院，也将经世致用之学摆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随着何绍基鉴藏书法的经验日益增多，对于书法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在普遍崇北碑的声音中，他坚定地学习颜书，他认为颜书实际融合了北碑的风格。同治元年（1862），何绍基与友人重游浯溪碑林有感，赋诗一首，充分表达了他的书学思想。诗云：“归舟十次过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细观笔势虽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唐人书易北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师。”

何绍基取法颜书，高于一般人，他不曾放大颜字笔画的粗重，反而学到了颜字敦厚之神韵，小楷用颜字结体写出，笔画却灵动精微，妙不可言。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作的《黄庭内景玉经》，好友杨翰于同治十一年（1872）跋曰：“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数十年功力，溯源篆隶，入神化境，此册书《黄庭》，圆劲清浑，仍从琅琊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间不能有第二本。”而在写小楷的同时，何绍基也喜写大字，如道光二十年（1840），何绍基曾创作榜书“典册紫芝”八言联，力量感非常强，令人震撼，将颜书的雄强发挥得淋漓尽致。

鉴藏：印章、书画、碑帖

扎实完备的书法训练，何绍基其实在30-40岁之间就已完成，但他依旧不断地练习，不断地沉浸在金石书画的天地里。他的眼力不俗，经他鉴藏的印章、碑帖、书画多为精品。

1.印章

关于何绍基藏印的情况，过去学界利用的资料多从《颐素斋印谱》的记录出发，但具体藏印规模、藏印特点等情况不甚明了。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古印拓存》是一份上世纪50年代的内部整理材料，序言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派黎泽泰撰写，提到何氏收藏古印的情况：

吾湘收藏古印者两家，一道州何氏，一永明周氏，周氏共墨斋印谱流传未广，藏印久已散佚，何氏《颐素斋印影》流传亦少，为所藏印迄今具存，本会因即派员访求，尽数购得之，以校《颐素斋印影》，盖尚有陆续收入未经入谱者，增加三四十钮，益以陈浴新氏所捐赠，都四百五十余钮，亦可谓洋洋巨观。

整套书籍为十八册，除序言文字以外，其余只有简单的印面拓片，并未释文及区分、标注每个玺印的情况，对来源亦未交代。由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湖南省博物馆所藏古玺中含有何绍基的藏印，但无法区分出来。而当时参与搜求、购藏、鉴定者基本上已辞世，此问题恐成悬案，所幸通过多方探寻，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周世荣老先生提供了他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论文，其中详细列出了何绍基的收藏印共266枚，他回忆当年他曾邀请古文字学家、古玺鉴定专家罗福颐先生专门对这批印进行了鉴别，并做了简单的释读和归类。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何绍基藏印中，现存官印52方、私印214方。收藏体系完备，涵盖秦至汉、魏晋南北朝每个阶段，汉印除中期典型风格的印章很多之外，还搜集了汉早期印及两汉交替新莽时期的印。而印文也多样，有朱白文相间者，也有鸟虫书，还有肖形印；治印水平堪称典范者很多，“如‘张睦’、‘苏被’等秦半通印，其线条多方劲稚拙，布局自然质朴，看似不甚经意，实际包含机敏和情趣，所以后人多称之为上乘境界。”印章除铜印外，也有银印；既有两面穿戴印，也有子母套印、六面印，各种形制与特点，不一而足。大部分印至今仍保存完好。

2.书画

何绍基经眼的书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他和当时的大藏家交往非常密切。早年曾多次拜访吴荣光，获见所庋藏书画碑帖。吴荣光（1773-1843），字殿垣，号荷屋，广东南海人。清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官至湖广总督。奉阮元为师，工诗善书画，亦精鉴藏。何绍基作为阮元的小门生，与吴荣光亦关系密切。吴荣光曾绘《授经图》记录阮师与门人之间的情谊，画中除阮师和他自己之外，还绘出了青年何绍基的形象。何绍基与苏州的大收藏家吴云（1811-1883）互动更为频繁，吴云非常仰慕何绍基的书法及修养，不仅请何绍基为其题斋名“抱罍室”，很多收藏都请何绍基经眼并题跋。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宋代魏了翁《文向帖》卷，即有何绍基应吴云所作的题跋：“吴平斋得此卷，不远数千里寄至湘中，属为题记”。此手稿书法十分精彩，浑厚流畅，极受书坛推崇，格调直追晋唐秀逸之遗韵。何绍基对此手卷的情况有考证。除此之外，还应好友张祥河之请题跋家传《西溪图卷》等。何绍基也曾收藏过不少清早期书画，如石涛的《山水图册八开》、王宸《仿黄鹤老樵紫芝山房图轴》。

3.碑帖

碑帖的收藏就更为可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件《金石题跋卷》也许是因为卷首的跋阮元《秦公望钟、齐侯罍》名气太盛掩盖了后面的内容，此卷后段记录了何绍基购藏的碑帖清单，长达数十米，有意思的是清单中唐碑数量很大。这一记录对于探讨何绍基的取法对象，还原真实的学书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何体行书风格的形成

对于影响何绍基书风发生转折的作品——欧阳通的《道因碑》，学界早已热烈探讨过。道光十七年（1837），何绍基对此碑的认识即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他在《跋道因碑旧拓本》中写道：

有唐一代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惟渤海，后惟鲁国，非虞、褚公所能颉颃也。此论非深于篆分真草源流本末者，固不能信。都尉此书，逼真家法，握拳透掌，模之有棱，其险劲横轶处，往往突过乃翁，所谓智过其师，乃堪传授也。欲学渤海，必当从此帖问津。若初学执笔，便模仿《化度》、《醴泉》，譬之不挂帆而涉海耳。世人作书，动辄云“去火气”，吾谓其本无火气，何必言去？能习此种帖，得其握拳透掌之势，庶乎有真火气出，久之如洪炉冶物，气焰照空，乃云“去”乎。……

何绍基认为从书法源流角度去看唐人书法，能发现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境界比虞世南、褚遂良之书高出一筹，原因在于他们的书法“意兼篆分、涵抱万有”，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或许不被广泛认同，但至今已被学界所肯定与继承。而他就道因碑特点所延伸开来的关于练书法的讨论也值得我们深思，在他看来正因为欧阳通此碑比其父书风更险更夸张，才是进入欧阳询书法的最佳法门。书法的修习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掌握笔法最为关键，一旦掌握后，坚持不懈，书法自然炉火纯青。因此对初学者而言，尚未修炼好基本功，就谈什么气质（“去火气”），无异于舍本逐末。

其后，他还多次对此碑拓本进行评价。而其真正开始临写，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王启初先生曾从其子何庆涵的笔记中发现，何绍基临写此碑最为珍贵的有七通。目前所见实物仅为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第三通。此通作品附信札一封，寄给寄给其媳兄湘阴李仲云（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子）。信中谈到：

从未临《道因碑》，冬间忽发此兴，每日晨起临十纸，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矣，真消寒妙法也，然中间有事耽搁，即此晨不得临写，大约须廿余日方可毕一通，若得廿卅通或书理当有进耳。闻仲云世讲极爱拙书，因寄一通去，亦可知百忙千见不废临池。外间人见子贞书，不以为高奇，即以为恅愺。岂知无日不从平平实实、匝匝周周学去，其难与不知者道也。但须从平实中生出险妙，方免乡愿之诮，岂惟书道如此哉，它凡百皆同此理。闻信即发，复草此以当面谈，顺问近好，不一一。基顿首

这封信反映出何绍基年届五十时的感悟，不仅是谈学书，亦关系到为人处世。

他认为练字需踏踏实实，没有轻松之道，然而想要脱出俗流，“须从平实中生出险妙，方免乡愿之诮”。“乡愿”一词出自《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也。’”何绍基一生有着独立的思维，不畏权贵，不从流俗，“乡愿”亦是他不齿的。其四十岁左右跋《道因碑》是赏其艺术风格，五十岁始临《道因碑》，却是将为人的独立品格贯彻到书法中来，希望产生个人风格。而他之前临池不辍的扎实功底也足够支撑他此时风格的形成与凸显。由这一经历可见，书法风格与个人思维的深度，修养的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篆隶成就

如果只是从《道因碑》中吸取“险妙”特色，何绍基尚不能称之为碑学大师，尽管此时的何体行书已形成，并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在其退出政坛以前，书法只能算他为官的余事，如同收藏、绘画、赋诗等嗜好都是在他闲暇时进行；而在罢官后，何绍基专意书法与治学。其孙何维朴说他：“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61-66岁年间，何绍基临习了《华山碑》、《樊敏碑》、《张迁碑》、《西狭颂》、《礼器碑》、《衡方碑》等10多种碑帖，尤以《张迁碑》、《礼器碑》用功最多，达百余通。何绍基临张迁碑册为多家博物馆收藏，湖南省博物馆藏本为第五十九通，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本为第九十七通。何绍基临隶书旨在取神，他吸取了汉隶的自然之态以及舒展线条中饱含的力量感，他的创作既可表现大气磅礴之美，如“驾言游好”五言联，去掉一切修饰，厚重古朴；亦可展示典雅含蓄之美，如“小影珠吟馆”横幅，行笔错落有致，优美至极。对于何绍基隶书的成就学界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何绍基将自我审美和性情注入其中。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书林纪事》中认为何绍基之所以在隶书上能够成功是因为临书时采用了先分后合的方法，每临一次所学习的侧重点不同，临到最后则将所学之处合在一起。沙孟海认为：“何绍基各体书，隶书第一，真书还在其次。真书病在写得太熟了……他的隶书，还不至于熟……至于他的大气盘旋处，更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

而他的篆书则取法更高古，三代鼎铭、《石鼓文》等皆有研究。加上他的小学基础扎实，书写起来亦是非常熟练。他曾节选甲午盨铭、天赐盨铭的内容创作铜鼎文屏，还创作了瘐信《镜赋》节选屏等优雅蕴藉的篆书作品。今人胡小石评何绍基篆书取法周金，为篆书史上的第三次变革：“篆书，汉以前其变三，汉后其变三。殷人尚质，其书直，变一矣。周人尚文，其书曲，变二矣。秦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书反曲之为直，所谓小篆者也，变三矣。汉魏继嗣，娖娖无所能发明。李阳冰出，化方以为圆，齐散以为整，而小篆之敝极焉。邓石如攻八分，由汉碑额以操秦篆，其书深刻，往往得李斯遗意，变二矣。何绍基晚而好篆，取笔于周金，因势于汉石，势则小篆，笔则大篆，遂易沈滞之习，变三矣。”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何绍基60岁左右打通了真、行、篆、隶四体的限制，融为一体，创造了独特的风格，他的行书奇崛中带着古朴，篆隶在典雅中带着肆意。关于他四体水平的评价莫衷一是，但总体视之，他实现了前人未有的突破。他四体修养全面、个性彰显，在书法实践中熔铸碑学与帖学并达到一定高度，可谓清代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