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壬午应诏封事有感

读壬午应诏封事有感

比读凤凰出版社出版的朱熹诗文选译，第一篇文章便是壬午应诏封事，初看只觉得好长，原文加注释快赶上哀江南赋的篇幅了。素厌长文，大概是因为脑子的内存和处理器的空间和算力有限，文章太长处理不过来容易死机，加之我每天只能利用选修课的时间看课外书，课上又不好意思塞降噪耳机，听着老师叨唠的噪音看书便更觉烦躁。但我还是耐着性子读完了，就像上月读庾信的选集那样，读之前只是听说文章甚妙作者有名，自己如果没看过大概会抱憾，读完才明白为什么妙，尽管很累却也值得潜心拜读。我爱琢磨，读的时候自然常有些想法，如今总结成一篇文章，既是见解感想的汇总，也是对全文结构的梳理。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阅读理解题我做得非常之烂，若有不妥之处还请见谅。

全文按语意可分十节。开篇一节是按例的问候，其间充斥着各式夸赞高宗孝宗的溢美之词，大抵除了夸孝宗即位后谦冲退托而不居圣智、首诏求言那段属实，余皆谬赞。平心而论，“再造区夏，受命中兴，忧勤恭俭”这种话实在不配安到一个坐拥数十万兵马却丢了汴京，被赶到浙江外海不敢上岸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头上，然而出于封建礼法的规范，朱熹也只得违心地先夸一番上皇。

第二节表态并揣测立场。朱熹不知才正大位的孝宗诏求直言究竟只是走程序做样子“以备故事”，还是“真欲博尽群言以冀万一之助”，但作为一名爱君尊主的臣子不能不首先表明自己的意旨，那就是“出于犬马之诚，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即使冒着触罪获死的风险也要尽献良言，惟陛下留听。（如果不这样说恐怕脑袋就会掉了吧？你宋虽号称不杀士人但高宗不就给两个不懂规矩不识大体的太学生送便当了么……）

第三节就开始分析了，虽有分析但基本仍是表态。朱熹反驳了孝宗求言诏中的自谦之语，指出上躬无过、朝政靡遗，孝宗应着眼于百姓戚休与四海利病。自己一隅见闻于大政恐无裨益，故不言以清圣听，至若阴拱噤默、终不一言，又非己所敢安，姑且仅叙方针路线之建议。虽然朱熹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很了不起，但以区区三年泉州同安县主簿，相当一个前县委秘书的履历就敢直接就大政方针撰文上书皇帝，实在算是勇气可嘉了。

第四、五节是真正的分析与议论。第四节提出首先应抓住时机的观点，抓住先机才能立个好头，也才能有好结果。其时祖宗之境土未复，宗庙之仇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孝宗只有汲汲有为方能副生灵之望，人们需要的也远不只是个守文良主而已，国家盛衰之乱之机、庙社安危荣辱之兆，亦决乎此时，可见时机紧要责任重大。第五节言虽上躬无过、朝政靡遗，然于帝王之学、修攘之计不能不熟讲早定，为政本原之地亦不可以不加意。这里提出了文章最主要的三部分：理论思想、方针路线、为政重点，对应五六七节。

第六节即理论思想。朱熹认为孝宗虽有图治之心，然而讽诵文辞、留意老释却实在不是一个有为之君该做的事。记诵华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这话很有道理，但他接下来提出的以大学一书为本，辅之以六经的观点可就有些荒诞了，看这些鸟生鱼汤的道德文章倘能裨益朝政倒也无妨，果然若此，哪里又有什么亡国之君呢？梁元帝读书万卷，崇祯十八岁熟读经史，身边有刘宗周黄道周这样的大儒辅佐，国博还有他在潜邸亲手批注、时常翻阅的大学一书作证，他们算熟读道德文章了，不照样身死国灭？

朱熹伏愿孝宗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可他恐怕不知道自己推荐的东西恰恰也应被捐去攘斥。嘉靖朝礼部尚书霍韬有云：“宋朝士夫，动拥虚名，动多浮议。其未见用，人多以大用期之，及其见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尝谓宋儒学问，动师三代，而致君图治之效，不及汉唐。汉唐宰辅虽不知学，犹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则高拱浮谈，屈事戎狄，竭民产以纳岁币，苟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后已。若此之可诿之天数，徒责徽、钦，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诸君子，可独逃责乎？”汉宣帝批评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儒家理论用作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麻药笼络中下层地主阶级并麻木百姓尚可，至于统治者，根本还是要靠治人的实学才能进行有效统治。统治者完全不必是理论家，但一定须是实干家，否则政事就会流于空疏。

第七节即方针路线。其时政事无非修攘而已，但由于主和主战两派的斗争使得朝廷的外政方针始终没有确定，进而也导致了内政疲软。朱熹以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故根本上不可和的判断是正确的。形势虽诚如主和派所言那样“本根未固，形势未成，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备御冲突之方”，目前只能以和代战，图谋发展；但倘或将用于手段的和变成了目的，那么还等不到对方优游骄怠，宋朝一角金瓯就会因君主臣民的怠惰而被拱手相让。进无生死一决之计，退有迁延可已之资，长此以往必至势分气夺、人心涣散。孝宗后来没有接受他提出的追还使者的提议，而坚持与金虏斗争的意志却由此牢固植根了。我感觉这里朱熹是用的激将法，矫枉必须过正，明知道和是为了备战，主和派的理论有一定道理，然而出于树立孝宗攘夷决心的目的，还是坚决驳斥了任何讲和的想法，廓清朝议，力主决死备战到底。

第八节即为政重点，朱熹认为四海利病系于百姓戚休，百姓戚休系于守令贤否，守令监司为朝廷耳目，故而根本在朝廷吏治。选派官员，首先应当是忠臣贤士，其次要因才制宜。这虽有点像正确的废话，但在无法进行更高妙的制度设计时也只能从用人着手了。那么具体怎么选拔呢？“进退取舍，惟公论是稽”，未免过于理想，真以为士大夫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倘若选了一个改革者，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必然会有很多人骂，难道因为舆论的一点波澜就要换人么？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在现在的知乎上有个评价：非蠢既坏，我觉得有点过了，也许朱熹只是比较单纯，大龄中二而已吧。就算他真的是大龄中二也比现在热衷键政的昭和青年以及小粉红强，起码人家会写文言、逻辑清晰、措辞精当，文学功底深厚，甭管建议妥不妥，表达上就远胜这些人了。

第九节总括全文，再次就三点注意事项提醒了孝宗；第十节套话结尾。其实套话挺有意思的，多看看可以积累不少词。清人冯班言宋儒有四大病，其一就是不会做文章，但朱熹是个例外。朱熹年轻时爱读韩愈曾巩之文；陆九渊称赞他的文章也和曾文一样简洁有力。朱熹论诗，推重陶渊明、柳宗元、韦应物，认为好诗比有自然之趣、隽永之味，摒除俗气，超然自得；同时他又认为诗文必须劲健有力，故于当代最推重陆游。正由于朱熹主张文质相兼，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因而自己的诗文才能卓然成家，论述道理也易为人所接受。壬午应诏封事是其奏议类文章的代表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