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政变后顾命八大臣的结局如何，为何只有三人被处死？

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和恭亲王奕䜣夺得了最高权力，顾命八大臣无一例外成了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就是最后的政治审判。其中，“罪魁祸首”载垣、端华、肃顺的死罪已是钦定的南山铁案，无可更改。既然他们三人定为死罪，那么慈禧不妨在如何死法上表现出了胜利者的宽宏大量。

​以同治帝名义颁布的谕旨上说：载垣、端华二人跋扈不臣，罪大恶极，将其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但是大清朝有“议亲议贵”的祖制，载垣、端华二人均是皇室宗亲，可以减等治罪，均“加恩赐令自尽”，以免暴尸街头，伤了爱新觉罗的体面，随即，命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向载垣、端华传旨，令其自尽。

而肃顺则因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极应该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但是他毕竟也是远支宗室，慈禧还是于心不忍，于是下旨“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命睿亲王仁寿、刑部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

​显然“能治人一服，不治人一死”对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并不适用。一是因为他们的确过于张狂、目无两宫、罪大恶极；二是朝廷上下内外，党羽众多，如不将其处死，闹不好他们有东山再起的危险，这种危险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也是慈禧所不能容许的。

至于剩下的五位赞襄大臣，则大可不必一定要置于死地，只要将其革职，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彻底完结了。对于这五位赞襄大臣如何定罪惩处，也曾让清廷颇费斟酌。

景寿因是道光帝的额驸，最被宽大，革职后仍被保留公爵及额驸的品级。其余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若以其罪之情节而论，当以杜翰最重。最初，两宫太后传旨召见恭亲王时，正是他直接出面阻止，并别有用心地当众大喊：“叔嫂当避嫌。”后来又是他在两宫太后争辩之时，锋芒毕露、气势汹汹，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是，杜翰却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他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慈禧和恭亲王之所以对他从轻处理，倒不是因为感念杜受田对咸丰帝的教导之功，而是恭亲王本人有所顾虑。

奕䜣认为，杜受田帮助哥哥咸丰夺得皇位，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如果在这四个军机大臣中突出杜翰的罪，难免有人会怀疑他借此公报私仇。众口铄金，人言可畏，悠悠之口，不得不防，为此奕䜣力主对杜翰曲加宽宥。

但是这四个军机大臣又不能同等对待，宽宥了杜翰，就必须另找替罪羊，而穆荫很不幸成了替罪羊。清廷以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最前，情节尤重”为由，将他发往军前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仅予革职，免其发遣。

​此外，清廷还下令对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官员、太监共19人，分别予以革职、发遣等惩处。其中职位较高的吏部尚书陈孚恩，查抄家产，发往新疆效力，并令缴还道光帝为其御书“清正良臣”匾额；吏部右侍郎黄宗汉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并令缴还咸丰帝为其御书“忠勤正直”匾额。

平心而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宫廷政变，仅处死了3人、惩处了24人，的确是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打击面。特别令时人称道的是，两宫太后和恭亲王曾下令，将从肃顺府中查抄的往来账目及书信，全部送到军机处，当众焚毁。这就使得原来与肃顺有过来往的官员不再人人自危。这一做法显示出两宫太后具有一定的政治家风度，至少懂得如何争取人心。

​顾命八大臣中，肃顺的结局最为悲惨，自大清建国后，爱新觉罗氏被押往刑场公开斩首的恐怕只有他一人。不过，肃顺还是真是条汉子，他视死如归，不但不肯下跪，而且大骂不止，至于他骂了什么，想来在场的人也不敢记录于史书。据说，肃顺行刑前，因不肯下跪两腿腿骨被击断，刽子手还用刀在他口中一通乱搅，死前早已是血肉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