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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酉政变后顾命八大臣的结局如何,为何只有三人被处死?

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和恭亲王奕䜣夺得了最高权力,顾命八大臣无一例外成了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就是最后的政治审判。其中,“罪魁祸首”载垣、端华、肃顺的死罪已是钦定的南山铁案,无可更改。既然他们三人定为死罪,那么慈禧不妨在如何死法上表现出了胜利者的宽宏大量。

​以同治帝名义颁布的谕旨上说:载垣、端华二人跋扈不臣,罪大恶极,将其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但是大清朝有“议亲议贵”的祖制,载垣、端华二人均是皇室宗亲,可以减等治罪,均“加恩赐令自尽”,以免暴尸街头,伤了爱新觉罗的体面,随即,命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向载垣、端华传旨,令其自尽。

而肃顺则因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极应该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但是他毕竟也是远支宗室,慈禧还是于心不忍,于是下旨“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命睿亲王仁寿、刑部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

​显然“能治人一服,不治人一死”对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并不适用。一是因为他们的确过于张狂、目无两宫、罪大恶极;二是朝廷上下内外,党羽众多,如不将其处死,闹不好他们有东山再起的危险,这种危险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也是慈禧所不能容许的。

至于剩下的五位赞襄大臣,则大可不必一定要置于死地,只要将其革职,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彻底完结了。对于这五位赞襄大臣如何定罪惩处,也曾让清廷颇费斟酌。

景寿因是道光帝的额驸,最被宽大,革职后仍被保留公爵及额驸的品级。其余四位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若以其罪之情节而论,当以杜翰最重。最初,两宫太后传旨召见恭亲王时,正是他直接出面阻止,并别有用心地当众大喊:“叔嫂当避嫌。”后来又是他在两宫太后争辩之时,锋芒毕露、气势汹汹,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是,杜翰却是一个很有来头的人,他的父亲是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慈禧和恭亲王之所以对他从轻处理,倒不是因为感念杜受田对咸丰帝的教导之功,而是恭亲王本人有所顾虑。

奕䜣认为,杜受田帮助哥哥咸丰夺得皇位,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如果在这四个军机大臣中突出杜翰的罪,难免有人会怀疑他借此公报私仇。众口铄金,人言可畏,悠悠之口,不得不防,为此奕䜣力主对杜翰曲加宽宥。

但是这四个军机大臣又不能同等对待,宽宥了杜翰,就必须另找替罪羊,而穆荫很不幸成了替罪羊。清廷以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最前,情节尤重”为由,将他发往军前效力赎罪。匡源、杜翰、焦祐瀛三人仅予革职,免其发遣。

​此外,清廷还下令对与肃顺关系密切的官员、太监共19人,分别予以革职、发遣等惩处。其中职位较高的吏部尚书陈孚恩,查抄家产,发往新疆效力,并令缴还道光帝为其御书“清正良臣”匾额;吏部右侍郎黄宗汉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并令缴还咸丰帝为其御书“忠勤正直”匾额。

平心而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宫廷政变,仅处死了3人、惩处了24人,的确是最大限度地缩小了打击面。特别令时人称道的是,两宫太后和恭亲王曾下令,将从肃顺府中查抄的往来账目及书信,全部送到军机处,当众焚毁。这就使得原来与肃顺有过来往的官员不再人人自危。这一做法显示出两宫太后具有一定的政治家风度,至少懂得如何争取人心。

​顾命八大臣中,肃顺的结局最为悲惨,自大清建国后,爱新觉罗氏被押往刑场公开斩首的恐怕只有他一人。不过,肃顺还是真是条汉子,他视死如归,不但不肯下跪,而且大骂不止,至于他骂了什么,想来在场的人也不敢记录于史书。据说,肃顺行刑前,因不肯下跪两腿腿骨被击断,刽子手还用刀在他口中一通乱搅,死前早已是血肉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