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时代的婚姻观念：不问出身不问贵贱但求功名

“点状元、做驸马”，这是科举时代常被提及的一大盛事，事实上，自科举制度诞生以后，不仅彻底打破了门第藩篱，也在婚姻观念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榜下捉婿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写照。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选官遵循的是九品中正制，其选拨的标准主要是靠门第，反映在婚姻上同样也是注重门第。因为就士人的命运而言，其最为关心的即婚与宦二事。

但是，自科举制度建立后，随着“取士不问家世”，从唐代开始，婚姻观念也悄然从单纯重门第逐渐向重功名转变。财产的丰俭，是传统观念中择偶的重要参考，当然在科举时代也仍然有着极深的影响。不过，可以看到，从唐代开始，人们的择偶标准中，首先看重的还是科举功名。

由于富贵和功名是不可分的，而进士及第就意味着辉煌的仕途，所以进士就成了公卿富豪的东床佳选。

唐代长安有个风俗，每逢礼部放榜之后，曲江大会期间，新科进士便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也是权势人家择婿的主要目标。史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空塞，莫可殚述。”

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注重功名构成了唐代婚姻风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如《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中记载，有一官僚子弟，性落拓不羁，“少孤，依于外家”，舅舅有女，才色双全，于是向舅舅家求亲。舅舅对他说：“汝且励志求名，名成，吾不违汝”，此子遂发奋苦读，四年后得中进士，终娶舅女。

在《太平广记》中也有记载，当时的社会竟然将功名视为选择婚姻对象的先决条件。功名不仅在择婿标准方面对婚姻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婚后的家庭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为了荣华富贵，妻子往往极力劝丈夫去考取功名。

唐代传奇《李娃传》中的名妓李娃帮助荥阳公子读书应试取得成功的故事，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艺术再现。另有一个故事中说，杜羔妻刘氏善诗，杜羔因屡试不第，落第归家前，刘氏寄诗曰：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杜羔见到此诗后，无颜见妻，当即返回长安，刻苦攻读，最终及第。刘氏得知丈夫及第后，又写了一首诗，曰：

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眼何处楼。

有这样一个会写诗的妻子，不知是杜羔的幸运还是不幸。只因科举不第，而“妾面羞君面”，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功名对婚姻观念的影响。而丈夫真正及第后，妻子的担心反而来了，“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眼何处楼”。新科进士是众多女子追求的目标，刘氏岂能不知。

二

郎才女貌始终是人们评判佳偶的理想标准。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兴起，更使这一标准有了新的内容。唐初，择偶选“才”，不单指文才，当时习武的风俗也是很流行的，有不少类似“比武选亲”的故事。如唐高祖李渊就有流传广泛的“雀屏中选”的故事，即赞扬李渊以较射而娶了窦皇后。

随着科举的发展，科举功名对世人的影响进一步加深，“郎才”之才也逐渐在世人的心中发生了变化，由原来指文、武各种才艺，而变为专指文才，李白有诗云“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便是典型的代表。

的确到了唐以后，特别是明清的小说、戏剧中多是这类才子佳人的故事。书生们只要金榜题名，便可轻易扫除各种障碍，与绝代佳人喜结良缘。这也表明，在婚姻观念中，科第渐重于门第，而郎才女貌渐重于门当户对。

如果说唐代已经有了婚姻不问门阀的倾向，那么到了宋代已形成风气。这是因为科举官僚政治已完全排除了士族门阀政治，贫富贵贱完全可以随着科举的结果而发生变化。所以司马光主张：

“凡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家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贵。婿苟贤矣，今虽贫贱，安知异时不富贵乎？苟为不肖，今虽富贵，安知异时不贫贱乎？”

宋代择偶，辨贤与不肖的标准，更注重看是否进士及第。宋人求婚，以得新科进士为贵。唐代，公卿家要等到新进士宴游之日择婿，而宋代盛行“榜下捉婿”，即在新科进士张榜之日选择佳婿，并且成为宋代婚姻习俗的一种表现。北宋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试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

王安石回忆及第时之盛况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绿衣郎”即身穿绿袍的新科进士。在万人瞩目之中，身处其境的进士们哪一个会不为之心动。

三

进士如此，状元则更被官宦人家视为香饽饽。科举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是描写状元招为驸马的。历史上状元成驸马者是极少数，仅有唐代有会昌二年（842）壬戌科状元郑颢娶宣宗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文学作品之所以大书特书新科状元招为驸马，无疑是想表明进士及第者的身份高贵。

尽管历史状元成为驸马的只有一人，但被公卿之家选为婿的却是不计其数。由于科举能使寒士一举成名，因此，不仅金榜题名者成为择偶的对象。就是那些有望登上“天子堂”的“田舍郎”也会成为择偶的对象。

比如宋代宰相李沆，认定读书人王曾不但可以及第，而且可以官至宰相，于是断然以女嫁之。果然，王曾不久状元及第，而且是宋代第二个“三元”，后来又官至宰相。再如北宋中期人杜衍，少时贫困，以帮人抄写文字勉强度日，有富豪认定他日后必定显贵，于是将女嫁之。其后杜衍应进士考试，以第4名登科。

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对婚姻的阻隔，这在中国古代婚姻史上是个重要的变化。婚姻不问门阀的风气一直沿至明清，而“郎才女貌”的择偶标准，助夫成名的贤妻典型，一直为世人所接受、称颂。

清代时，科举制度已走向衰败，批评、指责科举的议论越来越多。但是只要科举制度存在一天，婚姻重科举的习俗就会存在一天。此外，唐宋以来注重功名的婚姻习俗在清代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世人的目光不仅盯向金榜题名者，就是一个生员（秀才）的身份，也会成为择偶的对象。

科举时代婚姻观念的变化，是由科举制度促成的，比起重门第，强调门当户对还是进步了不少。但是，也应该看到，重科第不重门第，只是择偶的眼光看远了，虽不计较一时之富贵，但始终为的是将来终生的富贵。因此从本质上来说，重门第与重科第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