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及“风水”二字,随即跳出“迷信”二字。
其实,“风水”本意为“藏风得水”。被古代风水师奉为经典的《葬书》释曰:“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风水”又称“堪舆”,“堪”指高处,即天道,“舆”指低处,即地道。是中国古代的有关住宅、村镇及城市建筑以及墓地选择和规划设计的一门学问。
风水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尚书?召诏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丧亲》中“卜其宅兆而厝也”这是相阴宅。
到了汉代起,风水学家把相宅发展成为一种术数,其代表人物青乌子著有《葬经》一书,后来成为“风水学术”的不传至宝。
魏晋时又涌现管辂、郭璞这样一些开宗立派的风水术大师。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管辂而作。而郭璞的事迹则更加传奇,他著的《葬书》是继《葬经》后又一部经典。
唐朝是各种文化的兴盛时期,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风水,吕 才、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吕才的著之《葬篇》,观点与青乌子和郭璞针锋相对。
宋朝时老百姓普遍讲究风水,《朱子家礼》说:百姓家里死了人,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好,再择日开茔。这个时代的赖文俊、陈传、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张鬼灵、蔡元定,历伯韶等在当时都很有名。而千古名相司马光还追随郭璞的论点写了《葬论》。
到了明清时期,风水学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各种学说、各类门派层出不穷。风水活动遍及民间乃至皇室。皇帝的青睐促使风水理论“正统化”,官方组织众多才子,编辑了大型丛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其中都收录了大量的风水理论。两大派别即形法派和理法派逐渐形成。
“风水”伴随我国传统建筑与选址两千余裁,一度因其有迷信色彩,被国人当成糟粕,为上层人士所不齿。令人感慨的是:“风水”却早于70年代在欧美为有识之士所瞩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兴起“风水热”,有许多人进行专题研究,他们在中国风水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建筑环境学。与《易经》热一样,由于“外转内”效应所起的影响,国内也开始转变对“风水”的看法,相继有许多人投身于研究,并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风水”的专著。已销声匿迹50年的“风水术”,厥而复兴。
其实风水的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办公楼、厂房、村落、城镇、陵墓诸多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如人们普遍认为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能拦邪气的弯曲水流,便是好的环境,也是人们常说的“风水宝地”,它不仅影响到人们居住的周围环境,也会对人的健康发生影响。再如“背山面水”的居住环境,对任何一个中国农民来说,都是最佳模式。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此种模式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住宅佳境。又如“风水师”说:“粪屋对门,痈疖长存。”这是环境卫生对人的影响。试想,住宅对着堆满粪便垃圾的厕所,处在臭气熏人、蚊、蝇孽生的环境中,难免要患皮肤病、生疙疖及其他疾病。可见古代的风水术中着重阳光、空气、水份等人类生存的三大要素还是十分正确的。
现代科学已证实“风水”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人类生活在自然界,特别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视建筑的“风水”创造优美宜人的人工生态环境,将“风水”原理运用于人类住宅和城市建设之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