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巳复辟，段祺瑞与冯国璋争权，南北何谈破裂

张勋复辟

张勋

袁世凯逝世后，段祺瑞以国务院的名义，宣布遵奉袁世凯的遗令，并按照《中华民国约法》的相关规定，授命副总统黎元洪代行总统职权。通电一经发布，立即遭到广东军务院、进步党、国民党及部分北洋军阀的坚决抵制。他们完全否认《中华民国约法》的合法性，主张首先应该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再以《临时约法》为法律依据，由黎元洪继任总统，而不是代行总统职权。1916年6月26日，驻沪海军司令李鼎新等人也发布通电，指责北洋政府“仍依据袁氏擅改之《约法》，以遗令宣布”，实不能“取信于天下，餍服人心”，表示在恢复《临时约法》、国会及内阁之前，对中央海军部的命令“概不承受”。在国内的反对声浪中，段祺瑞被迫做出让步，改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29日，黎元洪下令恢复《临时约法》，并定于8月1日召开国会。历时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至此结束。7月14日，军务院正式被撤销，进步党和原国民党议员赴京参加国会复会会议。8月1日，停会达两年之久的国会重新开幕，投票推选汤化龙、陈国祥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为参议院正、副议长。9月初，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0月底，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但其坚持坐镇江苏，并未进京受职。

段祺瑞

进步党

民国初年的一个保守政党。1913年4月，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国民党获得多数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为对抗国民党，取得多数议席，梁启超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加紧推行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的合并计划。5月29日，三党全体在京会员举行大会，宣布正式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等九人为理事，冯国璋、蔡锷、熊希龄等二十三人为名誉理事。组织结构上，进步党分政务、党务两部，本部设于北京，各省会及蒙、青、藏地区设立支部，各县设分部。内部成分上，以旧立宪派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且以前者为主体。政党纲领上，宣称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尊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建设一个抵御“暴民专制”的政府。进步党曾一度幻想依靠袁世凯建立共和民主政治，但最终被袁世凯所愚弄。

南北暂时统一后，北洋政府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权力纷争，各个政治派系间矛盾迅速激化。其中以黎元洪和段祺瑞两大政治集团的争斗，即“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最为突出。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后，“视一国政权为彼北洋派之私产禁脔”，任用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操纵中央实权，成为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在段祺瑞、徐树铮的压制下，黎元洪虽“名为总统，实同监印”，对于“所有军民大权，只许坐啸画诺，不容略持异同”。他不甘于充当傀儡，时常以大总统身份掣肘内阁。在国会内，府院势力也互不相让，形成宪政商榷会(又称商榷系）、宪法研究会（又称研究系）、中和俱乐部三派。其中商榷系由原国民党议员组成，主张实行地方自治，反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支持黎元洪；研究系由进步党议员组成，主张中央集权，实际支持段祺瑞；中和俱乐部则由段祺瑞亲信拼凑的一些小政团组成，成为其御用党。

1917年年初，随着美、日两国在中国对德外交及参战问题上的冲突日益明显，“府院之争”逐渐表面化。是年2月，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望中国与其采取一致行动，以壮声势。日本获悉后，也提出减缓偿付庚子赔款、提高关税、提世会战军费等优厚条件，积极唆使北洋政府对德宣战，以便进一步空制中国。为了维护在华的既得权益，与日本相抗衡，并防止其与设祺瑞集团联合，美国随即改变态度，转而拉拢黎元洪，由其出面低制参战。受此影响，段祺瑞、黎元洪两派政治势力分别倚仗日美两国，在参战问题上截然对立。其中段祺瑞试图以参战为名，进一步加强对国会两院和中央政府的控制，并积极策划向日本借款练兵，扩充皖系势力，因此极力主张对德绝交，继而宣战。黎元洪对此十分担心，遂响应美国的要求，反对参战。可见，亲日的段祺瑞集团与亲美的黎元洪集团之间的争斗实质并非是否参战，而是应该由谁主持参战，借机扩大各自派系的军政实力。

张勋复辟事件

3月3日，段祺瑞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对德绝交案。象元泄拓不答署，国会中的多数议员也持反对态度。段祺瑞遂前往天津，以辞职相威胁。国会几经妥协，最终于14日通过了对德绝交案。继此之后，段祺瑞又力主对德宣战，立即遭到黎元洪和国会多数议员的群起抗议，“府院之争”自此渐趋白热化。随后孙中山及上海商界联合会等团体也发布通电，或致电北洋政府，要求严守中立，形成强大的反战浪潮。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段祺瑞置国内的反战舆论于不顾，开始凭借其军事力量，强行干政。4月下旬，他邀集以皖系军阀为主体的十余省督军和军区代表，在北京召开督军团会议，一致赞成对德宣战，并胁迫黎元洪签署同意，将议案提交国会。5月10日，国会正式审议对德宣战案。为制造虚假的民意气氛，段祺瑞金钱收买军人、警察、乞丐、杠夫、失业游民等两千余名，组成陆海军人、五族公民、政商学界、北京市民等请愿团，包围国会，殴打议员，逼迫国会立即通过对德宣战案。这引发了朝野多派政党人士的强烈不满，国会议员激于义愤，宣布停会，将对德宣战案暂时搁置，非皖系的内阁成员也相继辞职，以示抗议，段内阁随之解体。23日，黎元洪在国会多数议员及美国公使的支持下下令罢免段祺瑞的职务，段祺瑞避走天津。

段祺瑞离开北京后，皖系军人群起攻击北洋政府。29日，安徽、河南、浙江、奉天、山东、福建、陕西、直隶等八省督军在段祺瑞的指使下，相继宣布脱离中央。北洋政府因此陷人瘫痪状态。6月2日，独立各省督军在天津成立总参谋部，策划以武力倒黎。黎元洪孤立无援，无奈紧急邀请驻扎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北京街头挂起清朝龙旗

张勋(1854-1923)清末曾担任过江苏巡抚。民国期间被袁世凯封为上将军，相继担任江苏都督、长江巡阅使。他“素以忠勇自命，隐然有复辟之志”，因其拒绝剪辫，时称“辫帅”，所属部队亦保留长辫，俗称“辫子军”。袁世凯死后，张勋两次邀请北方九省(后增至十三省）代表集会徐州，成立省区联合会，为复辟清室积极做准备。在此期间，张勋又联络善耆、溥伟、升允所控制的武装复辟势力及康有为、劳乃宣、胡思敬等清朝遗老，并获得俄国、日本和德国的暗中支持。随着“府院之争”的矛盾日益尖锐，张勋表示愿意出面调停，诱使黎元洪邀其进京，以便趁机复辟清室。

1917年6月7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带着四千多辫子军，由徐州乘车北上。8日，辫子军率先到北京，张勋则去天津找段祺瑞。段祺瑞表示若能解散国会，使黎元洪下台，“复辟一事，自可商量”。张勋在得到段祺瑞的保证后，随即致电黎元洪，让黎元洪必须在三天时间内解散国会，否则不管调停的事。黎元洪倍感压力山大，在13日的时候解散了国会。14日，张勋率部进京，各地王公贵族和清朝遗老随之涌入北京。7月1日凌晨，张勋率领文武官员三百余人讲人洁桌官，拥年仅十二岁的溥仪登极，并通电全国，宣告洁朝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溥仪发布若干上谕诏书，宜布恢复洁末旧制，易五色旗为三角龙旗，大封百官。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大权独揽。2日，黎元洪#泊知在特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随后逃离总统府，躲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清室复辟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群情激愤，立即掀起了强烈的反对浪潮。北京部分市民拒绝悬挂龙旗，十余家报社奋起抵制，一律停刊以示抗议。在上海、广东、湖南等地，民众自发举行集会，反抗张勋解散国会、破坏共和，当地报刊也纷纷登载声讨复辟的各项通电。这段时间内孙中山又发表了一篇《讨逆宣言》，内容中体现了反对复辟和帝制以及军阀的统治，孙中山还要求恢复民主共和制度。在全国的反对声中，段祺瑞眼看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目标已经达到，遂通电全国，宣布讨伐张勋。随后湖南、湖北、江苏、直隶、山东等十余省督军也相继发表通电，反对清室复辟。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讨伐逆军总司令部，出兵张勋。随后6日，冯国璋立刻在南京代理大总统一职，组建讨逆军，攻打北京。张勋在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加之北京城内兵力不足，徐州辫子军又因交通阻隔而无法北调，军事上亦是寡不敌众。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被迫缴械投降，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其他支持复辟的旧派人物也如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至此，清室复辟仅十二天即宣告失败，因其发生在丁巳年，故又称“丁巳复辟”。

二、段祺瑞与冯国璋争权

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通电辞职，由冯国璋赴京继任大总统之职。同时，段祺瑞则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于1917年7月14日重新担任国务总理，继续把持着北洋政府的军政大权段祺瑞重掌政权后，假借共和之名，极力推行专制独裁的政策。17日，段祺瑞决定由研究系、新交通系、皖系军人共组内阁。随后又以中华民国已为张勋复辟所破坏为由，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提出仿照辛亥革命的先例，先行成立临时参议院，重订国会组织法，再召集新国会。20日，国务院会议决成立临时参议院，并通电各省，属北洋集团的各省督军亦相继附和。继此之后，段祺瑞公然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要求各省迅速选派议员，筹组临时参议院，并促成北洋政府于8月14日正式对德宣战。1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宣告成立，修改并公布了有关国会选举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的相关法案。

段祺瑞（左）与冯国璋（右）合影

交通系

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形成了以梁士治为首的“旧交通系”和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二者合称为“交通系”，既是一个金融财团，又是一个政治派系。梁士治自1905年起先后担任京汉铁路总文案、交通银行帮理等要职，任内四处安插党羽，培植势力，形成了旧交通系，并在扩建铁路的过程中迅速壮大。旧交通系在国内以袁世凯的政治势力为庇护，在国外以英、日帝国主义为后援，掌握着铁路、轮船航运、电话电报、邮政等事业的领导权，同时还控制交通银行、正丰煤矿、戊通航业公司等大型银行和企业。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政，旧交通系随之失势。曹汝霖等人结成新交通系，权重一时。

在段祺瑞谋求政治独裁的同时，孙中山认识到中华民国仍是徒有虚名，21日，程璧光、林葆怿等海军将领发表宣言，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南下。一部分国会议员随即前往广州。其间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欲借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对抗段祺瑞，以图自保并扩充势力，也附和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8月25日，原国会议员一百二十余人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决定组织成立护法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并宣布在《临时约法》的宪法效力未完全恢复之前，中华民国行政权暂由大元帅代行。9月初，国会推举了孙中山任大元帅，唐继尧和陆荣廷任元帅。形成了南北政权之间的对峙局面。孙中山随即宣布段祺瑞为民国叛逆，下令出兵北伐，护法战争正式爆发。

南方发起护法战争后，段祺瑞一方面以参战为名，并将部分铁路、矿山、电讯等作为抵押，向日本筹借大笔款项，乘机扩充皖系势力，另一方面命令冯国璋下属的直系部队进攻湖南，借以消耗双方实力。随后又任命皖系将领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决心出兵南方各省，实现武力统一。南北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18日，刘建藩和湘军第一旅旅长林修梅通过电讯宣布脱离了北洋政府，继而加入了护法运动。26日，国民党人程潜进入湖南，受命担任湖南军总司令。10月初，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商定由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发出通电，要求罢免段祺瑞和傅良佐，同时从两广地区调派五军兵力，增援湖南。南北军队在湖南境内开火交战。随着湖南战事的持续进行，冯国璋和段祺瑞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府院之争”，北洋集团内部直系与皖系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冯国璋不甘心受制于段祺瑞，对武力统一的计划处处掣肘，改而主张和平统一，指示湖南前线的直系军队消极怠战，力图联合南方军阀，排挤皖系势力。10月20日，江苏、江西、湖北三省督军发布通电，提议停止湖南战争，撤回傅良佐，改善内阁。11月14日，直系将领王汝贤、范国璋率部从衡山前线自行撤退至长沙，要求停战议和。随后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直系督军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由于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受阻，段祺瑞被迫于22日宣布辞职，改由王士珍担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下台后，旋即在天津张家花园召集各省军阀会议，继续讨论出兵西南的作战问题。同时，试图凭借其军事实力，并以扩大地盘为诱饵，拉拢直系军阀曹银、吴佩孚等人，对直系主和派予以反击。12月初，经段祺瑞的策划安排，直隶、山东、山西、奉天、福建、安徽、浙江等十三省督军代表在天津召开督军团会议，通电要求冯国璋下令讨伐湖南和广东，初步决定分两路进攻湖南。冯国璋被迫做出让步，任命直隶督军曹锟为攻湘援鄂第一路总司令，山东督军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准备率兵南下征讨护法军。18日，冯国璋委任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祺瑞得以重新掌握中央的军事指挥大权，并以此名义继续向日本借款，扩充皖系军力。31日，曹锟等十省督军通电反对恢复旧国会，要求迅速举行新国会和大总统选举。冯国璋迫于压力，表示同意。

20世纪的北京街头

为与段棋瑞相抗衡，冯国璋于1918年1月以亲征为名，准备乘车南下，在南京纠集兵力，但被皖系督军所阻，无奈折回北京。返京次日，即下达讨伐令，委派曹银、张怀芝率部进攻湖南。2月，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段祺瑞以赠予军火为条件，诱使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人关，对冯国璋进行武力威胁。2月底至3月初，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的名义，正式公布由临时参议院修订的《国会组织法》《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和选举日期，并责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选举。在此期间，皖系督军团又群起反抗冯国璋，通电要求段祺瑞复职。3月23日，冯国璋不得不再次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负责筹组新一届内阁。段祺瑞复职后继续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4月，曹锟、吴佩孚率领北军相继攻占岳州、长沙、衡山、衡阳等城。段祺瑞随即任命皖系干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激起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的极大不满，加剧了直系和皖系的矛盾。

在直、皖两系军阀明争暗斗的同时，护法军政府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其中西南军阀参加护法运动仅是谋求自保的权宜之计，并非真正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更不愿与北洋政府完全决裂。受直系主和派的拉拢和影响，西南军阀开始多方排斥和打击孙中山，压制护法运动。1918年1月，唐继尧、陆荣廷等人在广州主持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推举岑春煊任议和总代表，唐绍仪任财政总代表，伍廷芳任外交总代表，唐继尧、陆荣廷和程壁光任军事总代表，以此对抗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随后，西南军阀又拉拢部分国会议员，提议更改组护法军政府。5月4日，非常国会，投票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更改元帅制为总裁制，孙中山只能被迫辞职。20日，护法军政府正式改组，孙中山、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等七人担任总裁，实际权力已为西南军阀所控制。21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护法军政府改组后，曹银、吴佩孚加紧与西南军阀联合，以对抗段祺瑞，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逐渐公开化。6月，吴佩孚在湖南与西南军阀达成停战协议。8月，又通电主张和平，公开反对段祺瑞所奉行的武力统一政策。其他直系军阀随即响应，南方护法军政府也发布通电，赞成和平解决。在直系和西南军阀的共同反对下，段祺瑞被迫于8月下旬命令前线部队暂时停止进攻，武力统一政策归于失败。在直系军阀反战的同时，段祺瑞一面继续以参战为名，扩充皖系势力，一面唆使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收买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选举。8月12日，新国会宣告成立，因多由安福系议员组成，故又称“安福国会”。9月4日，安福国会投票选举徐世昌为下届大总统，将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势力排挤出权力中心。10月10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改由钱能训继任。段褀瑞自此从台前退至幕后，凭借皖系军力和督军团，并依靠安福系议员，操纵国会，左右中国政局。

冯国璋被迫下野后，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新首领。在英、美等国的支持和策动下，直系与西南军阀建立起密切联系，谋求停战议和，继续与皖系势力相抗衡。1919年2月，南、北代表在上海开始举行和谈。双方表面上讨论停战范围和借款问题，实际上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如何分配英、美、法、日四国银行闭所提供的对华贷款。由于四国列强竞争激烈，各派军阀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利害冲突，南北代表在和谈过程中争论不休，谈判无所进展。5月、南北和谈正式宣告破裂，直、皖、粤、桂等派系间的矛盾也渐趋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