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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从卜筮之书到哲理之书

《周易》如何从卜筮之书转变为哲理之书,是先秦易学史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以及孔子对《周易》的解读。关于孔子与《周易》的关系,随着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章的出现,孔子学《易》释《易》已基本成为定论,同时也表明了孔子对《周易》的态度,即“《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这就将《易》与史巫之途区分开来。帛书《易传》明确提出以德义解《易》,并将阴阳、五行与四时融入易学体系中,最终形成包含天、地、人、君在内的整体易道观,此乃《周易》成为哲理之书的主要原因。

孔子“观其德义”

所谓“观其德义”,即从《周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中观出义理,《程氏易传》序云:“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可见,“辞”中蕴含有深厚的德义。以下试举帛书《二三子问》篇慎言、务时两则思想作简单说明。

《二三子问》篇孔子释《坤》卦六四爻辞“聒囊,无咎无誉”时,曰:“此言箴小人之口也。小人多言多过,多事多患,□□可以衍矣,而不可以言……圣人一言,万世用之。唯恐亓(其)不言也,有何焉?”其中提出慎言的主张,认为小人要慎言,而圣人唯恐不言。今本《易传》亦要求人们慎言,如《颐·象》云:“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系辞下》云:“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此与《论语》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如《学而》云:“敏于事而慎于言”;《为政》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均是一意。

《二三子问》篇“务时”思想主要体现在孔子释《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键键,夕沂若,

(厉),无咎”时,曰:“此言君子务时,时至而动,□□□□□,屈力以成功。夫日中而不止,时年至而不淹。君子之务时,

(犹)驼驱也,故曰‘君子终日键键’。时尽而止之以置身,置身而

(静),故曰‘夕沂若,

(厉),无咎’。”此勉励君子在时机到来时要抓住时机,有所行动,即使到了正午也不停止,生命到了尽头也不停留。而时机一旦过去,就要停止作为,安置己身以得宁静,《艮·彖》即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所谓“务时”,即动静有时,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时至则动而驰驱,时过则止而静处,《损·彖》云“与时偕行”是也。

综上,《二三子问》篇对卦爻辞的解释多从义理层面出发,注重君子德性之修养,有慎言、务时等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要》篇提出修养之最终目标为仁义,其云:“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并云:“仁守者而义行之。”此言君子可以通过修行德行以求福,践履仁义以求吉,故不必求于祭祀与卜筮。《缪和》篇亦云:“君子于仁义之道也,虽弗身能,剴能巳才?日夜不休,冬身不卷,日日载载,必成而后止。”此言君子于仁义之道,即使目前尚未成就,也不能停止学习,须是日夜勤勉,终身不倦,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遂能成就仁义之道。如此一来,通过孔子“观其德义”,实现了从“史巫之筮”到“君子之《易》”的转变。

阴阳、五行与四时

《周易》之所以成为哲理之书,固然在于孔子“观其德义”的创造性阐释,更在于其会通阴阳、五行与四时的运行之理。从帛书《易传》的思想脉络来看,其中既有“观其德义”的内容,又对阴阳概念进行易学阐发,并将五行纳入易学解释体系,从中阐释出“时”的思想。

帛书《衷》开篇即云:“《易》之义萃阴与阳”,其以阴阳、刚柔、乾坤、动静为基础,创造性提出“天之义”“地之义”和“武之义”“文之义”这两对概念,最终形成涵括阴阳、刚柔、乾坤、动静、天地、文武在内的统一整体,并以之阐述其阴阳合德、刚柔有体的易学思想。这里点出了《易》之为书的关键在阴阳,将抽象的阴阳概念落实到阴卦与阳卦、刚爻与柔爻之上,并以阴阳、刚柔之变化表示二元对待的思想,如此就构成一个对待与转化的整体。

“五行”是《周易》中的重要概念,但传世本《易传》不讲“五行”,而帛书《易传》却屡言“五行”。《二三子问》篇有“理顺五行”“必顺五行”之语,《要》篇更是提出:“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值得一提的是,帛书《易传》虽将“五行”概念正式融入易学体系中,但其中的“五行”内涵并不一致。《二三子问》篇“顺五行”言及天道层面的内容,核心是顺应天时,强调顺天时以行政令,发展为古代的“时令”思想。而《要》篇“五行”以地道言,指地的资生之用。但是,不管“五行”为天道还是地道,都特别重视“时”的概念,前者关注天时,后者关注四时,都是对《尧典》观象授时的反映。

四时首先体现为四季的循环往复,在帛书《易传》中主要通过损益之变体现出来。《要》篇在解读损益二卦时,涉及春夏秋冬四时,用“春以授夏之时”配益卦,表示从春季至夏季的这一段时间;用“秋以授冬之时”配损卦,表示从秋季至冬季的这一段时间。此体现了古人对四时的关注,古之君主将四时之时节授予民众,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农业劳作,这与古代“授时”之制有关,即《尚书·尧典》云“敬授民时”之意。此常见于先秦古书,如《礼记·月令》云:“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须四时,慎其类也”;《管子·四时》云:“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可见,顺四时是当时一大要事,是农业生活的参考依据。

可以说,《易》之为书,以阴阳为本,以五行为用,并体现出“时”的思想。

易道广大

在对损益之变的体察中,帛书《要》篇进一步提出“易道”的概念,其曰:“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此中涉及“时”“宿”、“日”“月”、“卜”“筮”三个层面的内容。“不时不宿”,即不祭祀、不斋戒;“不日不月”,即不必以日月等天象断吉凶;“不卜不筮”,即不用卜筮来断吉凶。这种对鬼神、卜筮的否定态度,是当时的思想共识,在传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管子·白心》云:“不日不月,而事以从;不卜不筮,而谨知吉凶。”此与《要》篇“德性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的主旨是一致的。在这里,更加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不再被动地接受神灵的指导,而是主动去认知和把握天地之变与人事吉凶,以此才可能“顺于天地之心”,此即“易道”的核心内涵。

《要》篇提出“易道”概念之后,紧接着又云:“ 故《易》又(有)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要之以上下。”此正式对三才之道作出解读,所谓天道,日月星辰等天象运行的轨迹不足以尽称,故可用阴阳概念来表现;所谓地道,水、火、金、土、木之五行不足以尽称,故可以柔刚来展现;所谓人道,父子、君臣、夫妇、先后不足以概括之,故以上下来总结,上下即指人伦。

《要》篇特别提出“君道”概念,这是其与传世本《易传》言三才之道不同的地方,其云:“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以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产之,而诗书礼乐不[读]百扁(遍),难以致之。”关于“五官六府”,先秦典籍记载不一。何谓“五官”?《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此“五官”指各类政务之官长。《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此则从五行角度言“五官”。何谓“六府”?《礼记·曲礼下》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此“六府”指掌管各类财赋之机构。《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亦从五行角度言之,五行加上谷便是“六府”。所谓五官、六府与五正,均为政府机构人员,君道以此得以展开。

可见,《要》篇所言“易道”,实际上是包含天道、地道、人道与君道的统一整体,由此可知易道广大矣。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