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老舍：他的自尊与内疚

一

老舍是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家。

当然，老舍不是没有写过关于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情况的文章，但是其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出身和血统的介绍。因此，《老舍的生活与创作自述》和《老舍写作生涯》两本书，都将被称为自传体的小说《正红旗下》收入其中，其理由是很清楚的。

众所周知，老舍是“落草于”清末光绪二十四年的一名京师旗人之子。然而，直至晚年着手写作《正红旗下》之际，他对自己的旗人出身也没有公开宣布。更准确地说，“旗人”这个出身没有从他的口中说出过。明确显示其出身的《正红旗下》，直到1979年才好不容易面世。在老舍生前，他的出身是个谜。甚至于提及这个谜，在当时的中国也有些忌讳。

清朝崩溃之后，原本作为统治阶层的、高高在上洋洋自得的旗人们，被轻蔑地称为“臭旗人”、“破旗人”，成了受嘲笑的对象，体验到了破落后的悲哀。“八旗子弟”的称呼，此时也成了“享有特权而完全没有本领的名门子弟”的代名词。民国期间，揶揄旗人的笑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一个衙役问一个八旗的人：“你是什么人？”旗人恭敬地回答：“我是旗人。”衙役当时大怒：“什么？你骑人？老爷才骑马，你敢骑人!'抡鞭就打。旗人忙说：“不是旗人是在旗。”衙役怒气更大，说：“我打你就因为你骑人，还敢再骑！再骑还打你！”

辛亥革命后的旗人们，必须忍受精神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贫困。

老舍强调，即使是像他父亲那样一个月连二两银子也不能按时领到的下层旗兵，也无法从旗人所蒙受的坏名声中脱身。

对这样的因为自己的出身而产生的内疚，对老舍的生活和创作应该有不小的影响。而且这种内疚反过来说，老舍对自己出身的抵触情绪也更加强烈。

以作家而成名的老舍，在作品中隐秘地暗示了自己的旗人出身，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而且，《正红旗下》的公开出版使这一点更加明确了。

下面，就老舍对旗人的抵触情绪，沿着时代作一些分析。

二

历史教科书上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清朝的灭亡。但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退位，是比民国成立晚了一个多月的2月12日。当时，根据《优待皇室条例》，仍让已经退位的皇帝暂住在紫禁城，旗人们也依然能够领到俸禄。旗人们亲身发出亡国的感叹，实际上是在十几年之后。

当时的旗人，像老舍的小说中大多数主人公一样，自身的时间观念不能与时局的变化产生共鸣，即使注意到清朝的灭亡，他们也很难有真实的感受。

清末玩鸟的旗人

拿老舍来说，由于辛亥革命后时局混乱，小学暂时停课，1912年的春天，随着一直就读的京师公立第二小学的停办而转入京师第十三高等小学继续学习，第二年升入北京市立第三中等学校第四班。而在中小学期间，与老舍同学的有很多是旗人的子弟。在京师第二初级小学的同学罗常培和老舍的终生不渝的友情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即使同学中有许多是旗人，此时却已然是民国了。旗人之外的汉族人也在同一所学校里面。他们与老舍等旗人的关系怎么样呢？这里，可以用老舍1955年的发言中间的话来回答。

我上小学时，北京城的满族人和汉族人都说北京话，但记忆中也有一些不同。举例来说，汉族人把祖母叫做“奶奶”，而满族人叫“太太”，叫母亲为“奶奶”。满汉两族本来没有什么不和，但当时因语言的不一致，相互之间的蔑视更加强烈了。

这里提到的“满族人”一词，是指民国成立以及解放后重新定义的。当然也可以称为旗人。这里，虽然关于旗人已经有了详细的说明，但简而言之，旗人是指户籍在清朝的军事行政八旗（包括满洲、蒙古、汉军总共24旗）下面的旗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排满”和“驱逐鞑虏”的风潮之下，表示统治阶层的“旗人”与表示民族的“满洲人”二者的用法被混同起来了。清朝被称为“满清”大概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不久，“满洲族”的简称“满族”渐占优势。到现在，渐渐用“旗人”指代“满族人”。对这些旗人本人来说，一般人这样解释的“满族人”，与他们完全没有关系。不言而喻，所谓“不分满汉，但问旗民”的说法已经表明，本来“旗人”和“满族人”就是不同的概念。另外，属于“八旗”的都不应该称为“满族人”。也就是说，即使是出身于“旗人”的老舍，现在也不知是满洲族还是蒙古族。

我们的话题再回到小学时代的老舍。

上面老舍的发言，可以说是表达了民国初年年幼的老舍的心情，完全没有对于“满族人”或者“旗人”的内疚。而且他还提倡旗人说的北京话的正统性，要加强旗人间的团结。

老舍也和其他的旗人一样，虽说清朝已经崩溃，却并没有对自己的出身感到不安。

三

随着清朝解体而失去旗籍的旗人，户籍上理所当然地写上元旗人。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进入民国不久，元旗人仍然自夸说“我是旗人”。然而，慢慢地社会上就出现了不许称自己为“旗人”的情况。

这里，以老舍履历登记的几条资料为依据，看一下社会情况的变化。

最早记录老舍履历的资料，是用舒舍予的名字发表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7期（1924年）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记略》一文所附《著者小传》，其中记载：“行年二十六岁，北京人”。这里的年龄是虚岁。

当然，隶属于京师旗营的旗人，进入民国之后，履历上一律填写“北京人”。假如稍详细一些，最初也写成“京兆地方的北京人”。

赵景深的《现代作家生年籍贯秘录》中留有文学研究会从134号到172号会员名单。其中152号是老舍，用舒庆春的原名登记，注明“字舍予”，原籍为“京兆北京”。根据这份《文学研究会会员录》，老舍应该是在民国十五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当时的老舍还滞留在英国，已经写出了《老张的哲学》，本人尚未归国即已为文坛所接纳。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家对《老张的哲学》的评价程度。

民国十七年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北京被称为北平。以往的“京兆地方”被废止，现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属于河北省大兴县，西城区属于宛平县。

民国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老舍与跟自己共命运的旗人出身的胡絜青结婚，在相互交换的婚书上，老舍自己写下了这样的履历：

舒舍予行年三十四岁，十二月二十三日酉时生，河北省宛平县内四区。

当时，北平市统辖的内城有六个区，外城有五个区。城郊有东郊、南郊、西郊、北郊四个区，总共15个行政区。内城的六个区，东南角是内一区，西南角是内二区，东北角是内三区，西北角是内四区，北城是内五区，含有故宫的中心区是内六区。老舍写的内四区就是这个城市的西北街区。

另外，当时的婚书上还有记载上至曾祖父母名字的习惯。老舍的曾祖父名为舒关保，祖父名为舒克勤，父亲名为舒永寿，曾祖母和母亲姓马，祖母姓孟。虽然这里登记的并不一定是原来的姓氏，但曾祖父的名字是很清楚的。因此对老舍证明否定家谱的存在，产生了疑问。

老舍婚书

这样看来，老舍是旗人出身，他的原籍暂且不说，婚书上登记的出生地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他以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北京而自豪，因为时代而改变了名称，他不能填写原来的名称。当然，称之为“北京人”，大概可以算是隐蔽自己的出身。

有关描述解放前的旗人的资料里记载，被赶出北京的没落旗人当中，在别的地方“甚至忌讳说自己是从北京来的”。就老舍来说，称自己的原籍是北京，可以说是暗地里宣布自己是旗人出身。

20世纪30年代，确实知道老舍是旗人的人，除了旗人朋友以外，还有许多。

赵景深在前面所引用的《文学研究会会员录》中登录舒庆春一条的注释中，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舒庆春就是老舍。相当多的人都深信他是旗人，但现在从他自己填写的履历看，它实际上应该说是北京人。

这篇文章写于民国三十八年。那时大概以前北京人或者旗人的说法还没有定型。然而赵景深的话关键是说老舍不能说是“旗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汉人对于旗人抱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果用赵景深的这种说法，旗人称为北京人是隐瞒了自己的出身。还有，考虑到前面看到的当时“旗人”已经成为全体“满族人”的代名词，民国时期的户籍簿上有关民族的一项不知如何填写，但北京的“旗人”如果在自己的履历中用“满族人”的话，大概就会被认为是想隐瞒自己的出身。

另一方面，从被汉人认定为“满族人”的旗人这方面来看，自己是属于“满族'的意识被强化了。正如老舍所说，在清朝末年，“旗人越是希望直到子孙都永远是旗人，他们越是效仿汉人。”包括老舍在内的北京的旗人，把“北京”作为他们自己的依靠，对自己的出身不明确用“满族”表示，决不能据此就认为是自卑。

民国以后，虽然不能公开说，但老舍的内心之中，认为北京话是旗人的语言，北京人是京城的旗人，北京文化是旗人的文化。

《四世同堂》中描写了“从小在北京长大，耳濡目染的学到了旗人许多规矩和礼仪”的老人，认为旗人的“消遣”是一种“写几本有价值有趣味的书都值得”的“生活的艺术',从而培养了北京的文化。

老舍因旗人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在北京一扫而光。公开称为“北京人”，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他反复地讲自己的贫困的家庭出身，这是纠缠他的一个心结。

这里，就老舍那种对旗人出身的无法抹去的内疚的表现，做一些论述。

四

可以看出老舍对于自己的出身有抵触情绪的例子，是对于他父亲的死不能不作说明。老舍的父亲在他还不到两岁时，因为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而战死在自己旗兵的岗位上。老舍要谈到父亲的死，即使不愿意，也得回想到自己的出身。

有关父亲的死，老舍在解放前后曾几次提及。

最早谈到父亲的文章是《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20，其中的“著者简历”开头写道：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

这段文章，读起来不能不使人感到一种遗臣的口气。显然，“三岁失怙”与“帝王不存”相对，表示父亲的死是光荣的。再者，对这里的“面黄无须”一句更要注意，看上去是对于虚岁四十的自己的自嘲，实际上不是那样。通过《正红旗下》可以清楚地知道，这里所说的“面黄无须”和父亲的遗物有关。身为旗兵的父亲在进出皇城时，必须随身带着一方木牌通行证，上面就有“面黄无须”四个字，那是父亲的惟一遗物，老舍终生无法忘记。父亲的死对老舍的一生都留下了很重的阴影。老舍是一名作家，当然想要详细地写下父亲的死。

然而，解放前虽然也有一些文字涉及到父亲的死，但是都没有从正面去加以描写。

在《病》中，他提到：“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父亲去世后，家更穷了。”

《我的母亲》中说：“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与上文一样，说明了因为父亲的死使家境穷困及母亲辛劳。

以身为旗兵的父亲的死作为依据，把自己的出身写明了。对父亲的思念是那样地强烈，正因为如此，才固执地拒绝。老舍在旗人问题上的内疚，无论如何也无法切断。父亲死于非命，好像是“我”的出生给父亲带来了死亡。因而老舍对于父亲的思念是更强烈了。

不久，这种思念变成了一种郁闷，而要消除这种郁闷须有很长的时间。

直至解放后十年，老舍才得以在《茶馆》中间，借常四爷之口，吐露了旗人的这种郁闷之情：

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在其后三年，老舍发表了《吐了一口气》。此文原是为话剧《义和团》写的后记。老舍本来的目的，是想在这里通过描写说明，把要写又无法写的父亲之死淋漓尽致地写出来。根据这一点，可以说长期的郁愤已经被释放了。那么，对于到那时仍然对自己的出身继续隐瞒的老舍的精神面貌，应当如何理解呢？在中国，一般把这种情况与解放后的少数民族政策联系起来加以说明。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老舍作为少数民族――“满族人”的意识觉醒了，突破了以往的禁忌，开始创作《正红旗下》。解放后老舍在户籍簿上确定地写上了“满族”。对于老舍来说是“北京人，满族”，称为“北京人”，事关民族应当没有任何问题了。对于出身于京城八旗的老舍讲来，在“北京人”这个范畴里，进一步区分“汉族”、“满族”、“蒙古族”已经没有必要了。老舍仍有的抵触情绪，始终是对“旗人”这个词。

《正红旗下》初版封面

1961年他写作了《义和团》。这对老舍是一个大的转机。把与自己父亲的死有很大关系的义和团事件作为历史题材，就可以完成了。那么，父亲的死也可以作为历史题材来处理。同样，也可以将清朝和旗人的题材视为一种历史的存在。至此，作家的抵触心理便一扫而光了。

老舍在辛亥革命半个世纪之后的1961年年底，将一直萦绕于其间的旗人的自尊与内疚，都坦白地写出来。他开始了《正红旗下》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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