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与戊寅虏变

一、高光时刻

孙传庭（1593年5月21日—1643年11月16日），字伯雅，号白谷，代州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明朝末年的著名大臣。

孙传庭自幼聪慧，刻苦读书。成年之后，仪表魁伟，身长八尺，能左右射，武艺绝伦。二十七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吏部主事、郎中等职。孙传庭秉性刚直不阿，因不满权阉魏忠贤专权跋扈，弃官归乡。崇祯八年（1635年）复起。崇祯九年（1636年）任陕西巡抚，孙传庭与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一起全力镇压各路农民军，本人的文韬武略得以施展，取得了擒获“闯王”高迎祥，消灭十五股农民军的骄人战绩。

崇祯十一年（1638年），本来是孙传庭仕途的高光时刻。十月，洪承畴与孙传庭定计，在潼关南原设伏，将李自成所部农民军歼灭殆尽，李自成仅与刘宗敏等七骑突围，藏匿在商洛山中。五月中，农民军另一领袖张献忠，则已率部投降。至此，困扰明廷十年之久，糜烂腹地千里的农民起义，似乎就要迎来平定的一天。

二、临危受命

不料九月间，一直对大明虎视眈眈的清廷，派出睿亲王多尔衮、多罗贝勒岳讬，分为左右两翼，各领三万多兵马，突破蓟镇边墙，大举入寇。史称“戊寅虏变”。

明廷震动，急调各路兵马勤王。十月二十二日，南原大战的征尘未洗，孙传庭就带领骑兵一千，火器步兵五百，急如星火地踏上征程。孙传庭尚在勤王途中，明清战事却急转直下。破关之后，一直徘徊在京畿附近的清军突然南下，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在北直隶腹地屠戮劫掠。而各路明军不仅无力堵截，甚至追摄不及。由于战事恶化，明廷对援剿总督卢象升日益不满。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进退维谷的卢象升所部在巨鹿贾庄遭到清军围攻，卢象升战死沙场。十二月二十八日，孙传庭接任援剿总督一职。

但是此时，孙传庭掌握的兵力，只有吴襄的关宁军五千，保定总兵刘光祚的一千，陕西标营一千五百，根本无力与清军野战。而且，孙传庭与前任卢象升一样，实际上有名无实。总监高起潜把持着两万多的关宁兵，不仅不服从指挥，还经常掣肘添乱。而崇祯和兵部则一面遥制苛责，一面还派首辅刘宇亮到军中督察牵制。孙传庭处此动辄得咎的位置，只能是左支右拙，举步维艰。

三、有心无力

孙传庭接任援剿总督前后，清军从临清附近渡过运河。其中，多尔衮率领左翼，一面虚张声势，牵制猬集在临清的各路明军，一面向北攻城略地，试图提前打通北返的路线。而岳讬则率领右翼，直扑防守空虚的山东省会济南。崇祯十二年（1639 年）正月初二，清军攻陷了济南，俘虏德王朱由枢等宗室，屠戮官民十余万。

由于明军骑兵单薄，侦查能力不足，无力突破清军的战场遮断，使得孙传庭对于清军动向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以至于济南沦陷之后，他仍然认为清军大队已经北返，抢掠山东腹地的只是分兵而已。因此，孙传庭催促各路明军向其靠拢，厚集兵力，一起北上追摄清军。而明廷得知济南沦陷后，对于孙传庭的消极避战，大失所望。

为了挽回崇祯的信任，也为了避免重蹈前任卢象升“涂饰尾追”的教训，孙传庭被迫转而抄前堵截，积极求战。但是，由于明军骑兵单薄，步兵羸弱，行军速度缓慢。加之，北直隶平原沃野，四通八达。孙传庭很难准确预判清军的北返路线。他虽然千方百计想要驱赶或诱使清军进入明军的预设阵地，但是要么清军绕道而行，不入圈套，要么负责堵截的明军一触即溃，事与愿违。当然，明军间或也有小胜，但是无法阻遏清军渐次北返。

崇祯十二年（1639年）二月，清军出其不意，再次袭占蓟镇边墙上的青山口关隘。到了这最后关头，孙传庭调动各路明军全线压上。明清两军在青山口附近的太平寨鏖战七八天。虽然，各路明军在明廷追责的压力下，竭力攻打，但是仍然无法将清军封堵在长城之内，最终让清军裹挟着大量被掳掠的人口和财货，扬长而去。

四、身陷囹圄

“戊寅虏变”，给予明廷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暴露了崇祯的刚愎昏庸，进一步暴露了明朝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进一步暴漏了多数明军的怯懦羸弱，并且让大明昙花一现的内战胜利烟消云散。

深居大内刚愎自用的崇祯，并不了解大明军政积弊之深，反而偏执而肤浅地认为战事不利的主要原因，是大臣和将领们玩忽职守。清军出关之后，杨嗣昌等大臣便迫不及待地攻讦诿过孙传庭等领兵大员。七月，崇祯以失职渎职等罪名，将山东巡抚颜继祖等三十二名各级文武官员同日处斩。孙传庭则心灰意冷，一再称病辞官，结果惹怒了崇祯，竟然被以莫须有的欺君之罪革职下狱，身陷囹圄。

呜呼哀哉！

短短半年时间，孙传庭作为立下剿寇大功的封疆大吏，怀着忠君报国之心，千里勤王，临危受命。最终，却身陷囹圄。何时运之不齐，命途之多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