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何益鑫著《竹简〈五行〉章句讲疏》出版

竹简《五行》章句讲疏

何益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1月

58.00元

978-7-5732-0966-5

内容简介

郭店竹简《五行》作为思孟学派的核心文本，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出土、公布以来，诸多学者时贤围绕《五行》做了大量重要的研究工作。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早期儒学的问题意识和发展线索为基本的理解背景，通过逐字、逐句、逐章的分析讨论，重新论定《五行》的内在旨趣、行文思路和思想要义。与前书《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一样，本书也采取了“章句—讲疏”的写作形式，以“导论”为纲领，以“章句”为根本，以“讲疏”尽其义。

作者简介

何益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先秦儒家哲学、早期易学、道家哲学。著有《成之不已：孔子的成德之学》《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周易〉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等。获评2019年第八届“士恒青年学者”，2020—2021年度“上海社科新人”，上海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新锐奖”。

忧：从孔、孟到《五行》

（选自《五行》讲疏第二节）

这一意义的忧，其实不是《五行》的发明，而是原儒的传统。孔子否定源于生活的贫困和不如意的忧，故曰“仁者不忧”（《子罕》《宪问》）；又提倡君子应当以道为忧，“忧道不忧贫”（《卫灵公》）。他自表用心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孔子有忧，只是他所忧的不是世俗的生计，而是德行不能修、学问不能讲、不能改过迁善。对于孔子来说，所谓“不修、不讲、不徙、不改”，不是向来“不修、不讲、不徙、不改”；而是一直在“修、讲、徙、改”的前提下，深怕什么时候不能将此活动与状态继续下去，而生忧愁。唯有在不断的“修、讲、徙、改”的活动之中，孔子的好善之意才能得到稍许的安顿。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持存而活跃的道德状态。孔子的忧，是深怕持续性的道德活动被阻断而引起的内心焦虑。这种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忧愁，乃是推动孔子不断修为，以至于维持不息不已的生命状态的内在动力。在《孟子》中，“忧”的意义更为复杂。有圣人之忧：“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圣人之忧民如此”，“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见《滕文公上》）。也有自己未能如圣人之忧：“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离娄下》）孟子认为，君子应当以自己不如圣人为持续一生的大忧。要之，忧不同于烦恼。烦恼的情绪往往是消极的，而忧的焦虑则很可能引导出奋起。若是终身能够感受到这种焦虑，而不断奋起向圣人靠拢，那么君子的“终身之忧”，将会成为道德修为的持续动力。

可见，忧作为成德的意向性基础或内在动力，在孔子处已经确立，并且也为后世儒者所继承，这是《五行》“中心之忧”的思想背景。

若从理论上追溯这一道德之忧的源头，它的背后可能是一种更为内在的意向、倾向或动能。比如，孔子所说的“好仁”或“欲仁”。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欲仁”不是作为意识活动之结果的取舍，而是源于内心最迫切的好恶意向，它决定了人生的基本趣向。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里仁》）好恶与欲，都是人性的原发性的内容和表现。与之相比，“忧”似乎是次一级的心理状态，它是由于好恶与欲求之不能实现而引发的一种心理。这一理解，可以得到《五行》文本的支持。从第4章看，“未见君子，忧心不能惙惙；既见君子，心不能悦”，是接着“不仁不智”说的。意思是，如果不智，则“既见君子，心不能悦”，因为没有智的话就没有识别君子的能力；而如果不仁，则“忧心不能惙惙”，为什么？因为没有仁心的跃动，便没有了使之忧心的内在动能。换言之，君子之所以有“中心之忧”、能“忧心惙惙”，根本上取决于内在隐秘跃动的仁心。当然，这里的“仁”未必是既已实现了的仁德，更可能是仁在情感、意识层面的某种发端，即下文所谓的“仁之思”。它虽不是仁德，却是仁德的自我实现的根基，可以表现出“好仁”的意向。故《五行》末章：“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第4章说仁则见君子而悦，与最后一章说好仁者闻道而悦，是同一个意思。

后记

2015年11月底，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开启了两年的博士后经历。稍加安顿之后，从12月初开始，我投入了孔孟之间儒学思想文献，尤其是郭店竹简相关研究的系统研读。经过一个多月的阅读和思考，自认为对《五行》有了一些感受和把握，于是在2016年1月下旬随手写下了《〈五行〉章句》，以便日后随时批注，记录理解上的点滴进步。当时的简注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后续作了大幅的修改，但题解关于《五行》宗旨的判断一直保留下来，基本未作改动。这是我研习郭店竹简的一个开端。

与《竹简〈性自命出〉章句讲疏》一样，本书最初也是为研究生研讨课准备的讲稿。2020年1月到3月下旬，我撰写了《讲疏》部分的初稿；2021年春作了部分修改，于4月初定稿。随后，在4月中旬撰写了本书的导论。其实，关于《五行》的主要思想，我在博后出站报告（即去年出版的《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中，已经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本书的目的是紧扣《五行》文本作逐字逐句的疏解，并对前人的研究作出必要的梳理、消化和评判，以便把相关的思想解读建立在更加稳靠的基础之上。现在看来，这一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在撰写过程中，我原本关于《五行》的一些解读得到了更正，另一些想法则得到了更为精细的阐明。

《五行》的专题研究，让我真切地意识到子思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时贤已有颇多的论述，但我还是不厌其烦，想要再加申说。在我看来，子思实是孔子之后又一位具有总体思想格局的哲学家，他对儒学思想的展开和传统价值的塑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有两点值得专门指出。其一，由子思所提出的仁、义、礼、智、圣“五行”之说，经过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之说，发展到汉代、定型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说，确立了后世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其二，子思继承了孔子仁智并举的为学之道，在《五行》中创发性地阐述了始于仁、始于圣智两条德行生成的道路。对仁的体认，深入到心术的底层发生；对圣、智的发明，又紧扣天道、君子之道的领会和理解。以仁为内在的根基，以圣智去认知、去开拓，此正是《中庸》所谓“成己成物”，“合外内之道也”。智的开拓，以及由此而来的儒家之道在礼乐制度层面的创设、继承、损益与圆成，在《中庸》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探讨（可惜，这一点在以往《中庸》研究中尚未得到清晰阐明）。要之，仁、智作为孔子的根本德行，在子思处得到了结构性的诠释；仁、礼作为孔子的思想要义，在子思处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与孟、荀相比，子思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明，似要更为完备。当然，这一观点的论证，需要得到更多具体研究的支持。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21JHQ032）的支持。结项评审专家给出了一些修改建议，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一一落实。导论部分《德的生成——子思〈五行〉篇的德行生成论及其思想史意义》，已先行发表于《哲学研究》2022年第8期。今年3月，我受邀以《郭店〈五行〉“三思三形”部分对德行生成的意识现象描述》为题，在中山大学作过一次讲座。友人杨立军为本书的编校费力颇多。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感谢！本书的讨论大多基于前辈学者的重要研究，借此机会，致以特别的感谢！另外，书中可能提出了一些大胆的猜想和争议性的解释，也请学界同仁宽谅，并期待方家指正。

生命的神奇，总有不期的相遇。就如读者与作者之间，总有超出文本的神会。我与程晖相识、相知、相伴的一年间，已然深深嵌入了彼此的生命之中，发生了生命诠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或许，这是生存的基本意义。

2023年11月9日，于创智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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