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的农历是怎么来的？

我们现在用的农历，是大清的《时宪历》，原型是明朝没有公布的《崇祯历书》。

由明末徐光启主持编修， 引用西洋法数， 后经汤若望删改献给清朝， 定名为时宪历。近代所用的旧历就是时宪历， 通常叫作夏历或农历。（1）

“由于当时天文观测技术与数学推算能力所限，各种传统历法都存在一定误差。而这种误差随历法使用时间延续会不断累积，同一种历法在沿用几百年后，误差之大不仅会贻误农时，严重时甚至会引发政局波动。”（2）

“中国元明两代的天文观察和计算方法，即所谓“推步”，都是遵循郭守敬等人的《授时历》的（明代行《大统历》，所本的仍系《授时历》之算法），到了明末计算误差已经十分明显，而耶稣会士携来的欧洲天文观测和数学计算方法则相当准确，恰好满足这一改历亟需。”（3）

崇祯二年（1629年），在钦天监推测日食再度失误后，崇祯帝任命礼部左侍郎徐光启（1562–1633）在北京开设历局编纂新历书。徐光启作为利玛窦的好友，且已于1603年经利玛窦受洗入天主教，深知泰西教友在天文学方面的优长，故而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 1559–1654）、邓玉函（Johann Terrenz, 1576–1630）、罗雅谷（Giacomo Rho, 1592–1638）、汤若望（Joh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等人入局效力，共同编纂新历。1633年徐光启逝世以后，山东参政、天主教徒李天经（1579–1659）继续主持编历工作，于次年编成《崇祯历书》。（3）

1644年夏清军入关, 留在北京的汤若望将这部历书加以重订，命之曰《西洋新法历书》，凡103卷，呈递摄政王多尔衮，迅速获得认可, 汤氏本人也以治理历法之名行管理监务之实。（4）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 (约翰·亚当·沙尔·冯·白尔) 到中国传教, 带来了欧洲的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 受到明朝崇祯皇帝重用。他到北京不久, 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推荐下, 供职于钦天监, 推步天文, 制作仪器, 译介西方历法, 因为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以及1624年9月出现的月食, 受到皇帝和大臣们的重视。他又修正了中国农历和二十四节气之间的误差, 还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137卷。（15）

“《崇祯历书》集中西之大成，采纳的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 1546–1601）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宇宙体系，并没有采用哥白尼、开普勒等人的日心说。因为日心说在历史上最终战胜了地心说，有人可能会对耶稣会采用地心说持怀疑态度，但正如著名的藏历学家黄明信先生所指出的，对于计算本身而言，采取以地球还是太阳为中心，本身并不影响计算结果。”（3）

当然，该历法也吸收了哥白尼的一些科学成果。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引》中云：“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按即托勒密）、曰亚而封所（按即阿尔方索十世）、曰歌白泥（按即哥白尼）、曰第谷（按即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四人者。盖西国之于历学，师传曹习，人自为家，而是四家者，首为后学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测验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极。”这里将哥白尼列为四大名家之一，并给予很高的评价。（5）

当然，《西洋新法历书》也吸收了之前旧历法的成果。

《时宪历》延续了中国传统历法阴阳合历的基本规则。所谓“阴阳合历”是综合考虑地球、月亮、太阳的运转周期来制订历法。如，以一次月亮圆缺来定“月”，设“闰月”来确保全年天数和太阳运转周期一致。又以“二十四节气”来反映太阳的运行周期等。（8）

比如《时宪历》对旧历法二十四节气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根据阳历制定的”（9）。二十四节气和公历一样，都是按照太阳规律的历法。

节气是一个精确的黄经度数，所以节气实际上是一个精确的时间，而不是一个日子。只是说节气落在某日，这个日子就被称为某某节气。

顺便说一句，农历置闰是要根据二十四节气来的。

公历是阳历，就是不反映月相，只反映回归年。所以公历和二十四节气可以很好的匹配上。（10）

这也意味着，二十四节气的起点应该是冬至，而非立春。

从《淮南子·天文训》到《清史稿·时宪志》，历代正史、哲学、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养生、星占、《易》学等传世文献，都沿袭着科学的规定，把“冬至”作为二十四节气的第一节气。（11）

我们知道，二十四节气主要是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而制定出来的科学的历法，叫做阴阳合历。阳历：太阳周年视运动一回归年是365.2422日。阴历：月亮十二个朔望月的长度是354.3672日。这样一年就相差10.88日，所以就有“十九年七闰”的规定。一般来说，闰四、五、六月最多，闰九、十月最少，闰十一、十二、一月不会出现。根据设置闰年的时间安排，在19个年头里，7年没有立春（寡年），7年是双立春（双春年），5年是单立春。所以，“立春”不可能作为二十四节气的起点。（11）

当然，《西洋新法历书》的继承传统，是创造性继承：

如今划分二十四节气所采用的是“定气法”，该法为隋代天文家刘焯在其编制的《皇极历》中所创制的，其基本思想是将黄道划分为24等分，太阳每运行到1个等分点就叫1个节气。而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又不均匀，故各节气时间略有差异。（12）

虽然隋代时期已有“定气法”，但直到清顺治二年《时宪历》才正式采用“定气法”来进行有关推算。（12）明朝末年传教士用西方天文学编算中国的历法，将平气改成了定气，平分360°的黄道，太阳在黄道上运行15°为一个节气。将对时间的平分，改为了空间上的平分，一个微小的改变，破坏了从太初历开始沿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无中置闰”的置闰法则。由于太阳运行的不均匀性，在一个朔望月中有可能出现两个中气。而在时宪历之前，每个朔望月中都必定只有一个中气，可以用中气来纪月。（13）

这种测定二十四节气的方法从清顺治二年（1645年）颁行《时宪历》后，沿用至今（14）

后记：

不过，“清政府颁行《西洋新法历书》，任用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而许多天文学家也纷纷学习“西法”，则形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用夷变夏”的局面，这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5）

康熙初年，吴明煊、杨光先等人攻击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使用的西洋历法荒谬，图谋造反，致使汤若望差点被杀。但是吴明煊等人预测天象多次失误，无法令人信服。康熙亲政后，决定用实验来比较中西历法的准确性。当时，汤若望已经病逝，其助手比利时人南怀仁接受挑战，进行了午门前测验日影、观象台测立春日等一系列测试，结果南怀仁计算全都准确，杨光先、吴明煊则多有误差，康熙遂启用南怀仁，封钦天监监正，以西洋新法治历。（6）之后,康熙帝愈加信奉西学,认为西学优于中学,直至1703年仍认为西法“绝无舛错之理”。（16）

传教士的历法理论也存在着许多缺陷，其对于许多现象仍预测失准。梅文鼎、杨学山等人更是对其理论先后提出诸多质疑与修正。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朝官员在学习中已经逐渐具备了挑战西洋之法的能力。而传教士面对挑战深感不妙，害怕就此失去了立足之地，决定实行反击。此时，有位叫戴进贤的德国传教士将牛顿万有引力理论应用于修正，成功预测了下一次月食，于是扳回一城。（7）

“康熙帝在1703年撰写了《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一文,文中解释学习西学的起因,继而讨论了西历和中国历法的关系:“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主张西方历算源于中国,正式提出“西学中源”说。康熙帝对此文颇为得意,撰成后即刻成单行本,并译为满文,四处宣传,不仅在热河、畅春园,甚至在1705年南巡途中,也多次向大臣宣讲。在某种程度上,“西学中源”说的提出增强了国人的文化自信,缓和了西学与中学之隔阂,消弭了反教运动的影响,也为学习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提供了极好的借口。”（16）

此说用于解决天文学上“用夷变夏”的困境，其思路很明确：既然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它之所以比中法先进，只是因中国“古法”失传而在西方反而得到发展之故，那么现在使用西方天文学就不是“用夷变夏”，而成了“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诸野之意也”。（5）

但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使一部分清代科学家的注意力放在了古人身上，忽视了与西方的交流。

“西学东源”说使西学作为中学之“流”而取得了“中国化”的形式，但它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即以“中国化”而模糊、扭曲了西方科技的真相。江永（1681—1762）对梅文鼎“以中法牵强附会西学之处，实多纠正”，但又从“笃信西法”走向“以推崇之故，并护其所短”。其后的戴震则又偏执于“中国化”，不仅在内容上认定西学出于中土，而且认为西学的名词概念也出自中国，只是加以改头换面罢了，“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尤其是在文体上，对于西学著作也“以古人传记之文体重为编纂，几使读之者疑其为中学所固有”。这是在一切细节上体现“西学东源”的真实性，其“中国化”可谓到家了。于是，中国科学家的“会通”就成了从中国古籍中寻找西学之所出的考证，如阮元所说：“以此证彼，若符节之合。”尽管这使得不少中国古代科技著作重见天日，但西方科技的真貌尤其是其近代因素就掩埋在传统故纸堆里了。（17）

梅文鼎的“会通”，主要是论证“西学中源”说，他是此说的集大成者。“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当时一些人士心目中，梅文鼎最有名的就是这方面。王锡阐则断言：“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他念念不忘的是“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即采纳一些欧洲天文学的成果和计算方法，却仍保持传统天文学的基本模式。一部《晓庵新法》，正是他这种一厢情愿之想的具体实施。

应该承认，“会通”曾起过保存、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成果的作用，也有一些类似现代中西比较研究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它的主旋律却成为论证“西学中源”。“西学中源”说本身完全错误自不待言，更严重的是它对清代天文学起了很坏的作用。它用虚幻的满足感代替危机感，而徐光启当年“欲求超胜”的本意却被置于脑后了。日本天文学家薮内清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作为清代代表性的历算家梅文鼎，以折衷中西学问为主旨，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洋天文学再于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图。”正是这种在当时仍然很强大的传统，把清代中国天文学家会通中西的努力引入了歧途。（5）

引用文献：

（1）常识积累丨中国古代历法

（2）清代皇历《时宪书》

（3）王元崇评《通天之学》︱站在关口的盛清中国

（4）观点 | 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5）从“用夷变夏”到“西学中源” ：西方天文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兴衰

（6）亲自撰写数学论文，他是清帝中的科技达人

（7）石云里：清朝曲折的天文自立之路

（8）中国农历“山寨”西方？错！真相是……

（9）二十四节气都申遗成功了，你还分不清它是阴历阳历吗？

（10）谷雨冷知识放送：为什么二十四节气是按公历？

（11）学术丨陈广忠：二十四节气的排序问题

（12）先民智慧 | 两汉时期测定二十四节气所在日的天文学方法

（13）科学文化与传播| 二十四节气背后的时空图像

（14）二十四节气歌，唱出辽宁农事旋律

（15）邓经武|天数在蜀:巴蜀文化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

（16）西学新知与历算传统的再发现——政治文化视域下明清士人对《周髀算经》的研究

（17）华东师范大学 陈卫平 教授 ‖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三对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