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硕 | 这是后人不真正了解的周公

周公新时代

武王周发去世后，周公旦随即宣布年幼的侄子周颂为继承人(成王)，但真正坐上王位的是周公。在成王亲政之前，一切政务由周公负责，他不仅拥有王的全部权力，使用王的全套礼仪，臣僚们也都称他为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荀子・儒效〉)

辅政期间，周公平定了叛乱，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比如，拆解商人社会，分封周人诸侯，等等。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就是废止商朝的人祭文化。

《尚书》有八篇周公主政期间发布的讲话，被称为“周初八诰”，记录的是周公为王朝奠基的诸多工作，从中，我们能够找到一点周初禁止人祭的蛛丝马迹。‘而从考古来看，商朝一直繁荣的人祭和人奠基到西周建立时却戛然而止。文献和考古两相对照，本书推测，这场重大变革发生在周公辅政时期。

这场变革几乎从未被历史文献提及，甚至商代无比“繁荣”的人祭行为也没有被记录。那么，周人为何要掩盖商人的血祭宗教，以及这个宗教是如何被消灭的?

这些都要从周公辅政时期开始讲述。

东方叛乱

武王死后，周公称王理政长达七年。这是王朝草创时期迫不得已的选择:商族人的势力依旧庞大，他们的传统是只服从已成年、有能力的王者，所以商朝历史上经常有兄弟继承王位。如果现在坐在周王位上的是个幼童，商人会很容易萌生叛乱的冲动。太保召公爽理解这个方案，他是周公最重要的支持者。

周公遇到的最激烈反对，来自驻防殷地的“三监”:管叔、蔡叔和霍叔。他的这三位兄弟认为周公辅政只是故作姿态，后面肯定还要篡权为王。特别是管叔周鲜，有记载说，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比周公大，比武王小，如果按照王位兄终弟及的原则，管叔比周公更有资格为王。(〈史记，管蔡世家〉)

“三监”和关中有密切联系，他们的宣传鼓动传入了镐京。《尚书・金滕》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日:‘公将不利于孺子。’”“公”即是周公，“孺子”即是成王周颂。而武王临终前谈话的内容可能也有所泄露，比如准备毁灭殷都和屠杀商人的计划等。管叔等人不能接受毁灭殷都的方案，这里繁华富庶，比西土的生活好得多，怎能轻易付之一炬?

至于商王武庚，最初他应该还没有起兵造反的勇气，但因处在管叔等“三监”的控制之下，也被裹挟进了叛乱，故《史记.管蔡世家》日:“乃挟武庚以作乱。”此外，山东和苏北淮河流域的夷人部落，赢姓的徐、奄等部族，也加入了反周公同盟。

纣王时期，商朝曾重点经营东南夷地区，所以这里的很多部落和商朝关系密切，比如纣王重用的蜚廉和恶来父子就属于赢姓夷人，恶来虽在牧野之战中被杀，但蜚廉却逃回了家乡并带领族人起兵反周。周公辅政元年，整个东方都已脱离镐京的统治，叛乱者的声势越来越大。

关中的周人贵族大都不愿再次进行战争，认为叛乱者势力强大，且以“三监”为首，开战则意味着周族手足相残，所以最稳妥的方案是妥协，东西分陕而治，把东方殷商旧地全权交给“三监”。但周公和召公反对，坚持要平息叛乱。

周公辅政二年春季，为了让周人支持这场战争，他开始准备全面动员。

周公先是求助于先王之灵，并用文王留下的那只大龟壳占卜，然后发表讲话，刻意淡化周人内部的矛盾，强调这主要是商朝残余势力和周朝的较量。

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日:“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今蠢(春)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翻译为白话是，文王给我留下了大宝龟，在这个早上，我用它来占卜，先在上面刻上向文王汇报的命辞:“西土遇到了大困难，人心惶惶，那愚蠢的殷商，如今小有积蓄，胆敢试图恢复它的声势。上天给我周邦降下危难，带走了武王，那些商人知道我国有危机，人民不安定，就说:‘我们恢复王朝的时机来了!’他们想让我周邦臣服。

这个春天的翌祭日(占卜当日)，我带领十名受到民众推戴的臣僚，准备完成文王和武王开启的功业，我这件大事业会顺利吗?”我的占卜结果是:一切都会吉利!

《尚书:大诰》是现存的周公辅政时期的第一篇讲话文稿，其主旨是必须消灭东方叛乱者。但与文王不同，周公没有亲自见到上帝的能力，所以只能在龟壳上释读上帝和文王的意旨:“我是文王的孩子，不敢违抗上帝的命令。上天福佑文王，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周国兴盛起来。文王从来都信仰占卜结果，所以能接收上天的命令。现在，上天来帮助我们，也是通过占卜显示天意!

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

《尚书》所载商周之际王的讲话，经常用浅显的农业生活例子作类比，讲道理。周公这篇也不例外。他说，文王开启的翦商事业，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完成，就像父亲盖房子，已经筑好了房基，但儿子不愿建造屋墙，这房子能完成吗?就像父亲开垦了荒地，儿子却不愿播种，这样能有收获吗?

王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厥父蕃，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

周公带兵东征，首先指向殷都。史书没有记载战争过程，只提到殷都发生了大混乱和溃败，“三监”被俘虏，为首的管叔周鲜被处死，蔡叔、霍叔被褫夺封爵，终身囚禁;‘商王武庚则逃亡到北方，被追兵杀死。

对东南夷人的战争耗时更久，可能从周公辅政三年持续到四年。

这里地域广阔，土著部落众多，周人势力还未能触及这里，所以由周公和召公爽分兵进剿。据《吕氏春秋》载，有些商人侯国使用驯化的大象作战，但仍被周军击溃，逃到了江南地区。为赞美周公的功德，周朝宫廷还专门创作和增加了《三象》舞乐。‘而蜚廉则在失败后逃到海边，仍被追杀，最后族人被周朝强制迁徙到西土，后来繁衍出秦族和秦国。

武王灭商，虽三月告成，但其实只是开端，因为商朝解体后，大量商人氏族还保留着武装，尤其东南夷人地区的商人势力更是毫发无损。周公这次东征，历时三年，才算是彻底消灭了商人的军事实力，把周朝的统治推进到原商朝的全部疆域。周人一度因战争而疲惫不堪，《诗经，破斧》这样歌唱:

既破我斧，又缺我浙。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这可能是后方周人忙于劳作的咏叹。

从牧野之战算起，周王朝则经过大约五六年才算是真正建立起了稳定而全面的统治。也只有到此时，周公旦才可能对周朝予以通盘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处理商王朝的庞大遗留，先要彻底消除商人兴兵复辟的可能性，然后废止他们血腥的人祭宗教。

为此，周公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拆分商人族群，消灭其军事实力和人祭宗教;二,分封各种诸侯国，统治、同化新征服的东方地区。

先来看第一项工作。

拆分商族

商王朝历时五百余年，商族已经枝繁叶茂，是规模最大的族群，而周当时还只能算是西土新兴的蕞尔小邦。虽然无法确知当时的人口数字，但据估算，商族人口可能近百万;商朝控制区内的各种非商族人口，比如众多土著族邦和被纣王纳入统治的部分东南夷人，总数可能是商族人的两三倍;而在商朝的控制范围之外及认知范围之内，各种蛮夷土著的总数也会有近百万。

经过文王时代的急剧扩张,到武王时期，周族可能在十万人左右，即便加上西土各同盟族邦，也很难超过五十万人。况且多数盟邦当时与周的关系并不稳定，周王还难以对他们发号施令。

为了杜绝商族人再度叛乱的可能性，必须把他们拆分，使其散居到各地，难以互相联络。首要的，是要把最为显赫的商人贵族和最重要的家支族邑迁到关中，使其在周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内散居，断绝其与故土的联系。

武王灭商后，这个工作已经做了一些。有些在纣王时期不得势的商人贵族已经主动投靠周朝，把家族搬迁到了关中，比如，周原曾发掘出一座名为“微史”的商人家族的青铜器窖藏，著名的“史墙盘”即出土于此，其铭文中讲述:武王刚灭商，微史氏的“烈祖”就主动带着家人搬到了关中，武王命令周公给他们安顿家宅，让其在周原定居下来。由于是主动投靠，微史氏颇受重用，世代担任周朝史官，主管文书和档案。

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对商族人的搬迁力度更大:从镐京到周原，再到周边的川塬山谷，在整个关中地区安顿了很多商族聚落。因为他们使用的器物、丧葬习俗和关中土著族群很不一样，考古已发现很多这种殷商移民的遗址。

迁入关中后，这些商人族邑可以获得土地并垦殖，族长则有机会在周朝担任官职，特别是和书写、文化有关的职位，因为相比商人，周人文化程度较低，需要吸收商人的书面文化和行政管理经验。

当然，仅靠移民关中，尚不足以消解庞大的殷都人口，而周公的目标是要把殷都彻底抹去。商族的血祭文化和殷都联系太多，不仅众多的商王陵和族墓埋葬着无数殉葬人与人牲，还有无数的甲骨卜辞记载着商人的血腥文化以及让文王家族心碎的遭遇。所以，必须毁灭殷都，断绝商人的血祭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忆，让他们开始新的、正常的、和平的生活。

其实，武王周发已经有了这个规划。他在病中和周公谈话、安排后事时，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毁灭殷都(“夷兹殷”)，同时把周朝都城向东推进，在中土的洛河之滨营建一座新城。

武王一直活在对商人的恐惧和仇恨之中，但也同时活在对商人宗教理念的痴迷中。在他的计划里，可能是要把商人押解到新城规划之地屠杀祭天，让他们成为“度邑”的奠基礼。他相信，只要有了这份空前丰厚的祭品，上帝会格外垂青于周王室，给他们降下一条平坦的通天大道。如果武王周发的寿命足够长，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像殷高宗武丁一样以杀戮献祭著称的“伟大”君王。

当然，周公并不赞同武王的计划，但他必须消灭商人再度叛乱的可能，并同时改造商人的宗教文化。

周公的另一面

辅政第七年，周公开始营建武王设想的新城，但名字换成了平庸的“洛邑”。“度邑”的宗教意义太强，周公不想接受。

这意味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殷都将被彻底摧毁，所有贵贱居民都将被强制迁往洛邑。此时殷都的居民已经大大减少，因为拆分殷商的工作已经实行三年，比如，已经有部分殷民跟随微子启到了南方的商丘，建立了宋国;周公新分封的几个诸侯国也掺入了一定比例的殷民;最后搬迁的,是对周朝最为抵制和最不恭顺的,被称为“殷顽民”。(《尚书，多士》)

为让“殷顽民”接受现实,顺利搬迁，周公还专程赶来监督和督促，并发表了一篇讲话,是为《多士》;而二百多年前,为动员商人迁往殷都，商王盘庚也曾发表一篇讲话，这便是著名的《盘庚》。对照这两篇有关殷都诞生和毁灭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周公和盘庚的某些类似之处。

和人们印象中那个彬彬有礼、拘谨保守的周公不同，《多士》展现了他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手腕和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能力。周公很了解商人，知道和他们相处的方式，而这恰恰是后人不了解的商人，更是并不真正了解的周公。

周公还是以周王的身份讲话。他先是按照标准的官方历史叙事，回顾了周邦灭商的合法性:“是天一上帝对殷商失望，才命令我周邦灭掉了商朝。各位贵族，不是我小国周邦想主动灭亡你们，而是上天要把你们交给我，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敢主动去要求吗?”

王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

接着，周公讲了一套商朝代夏、周朝代商的循环逻辑，说这都是末代之王丧失德行，引起上帝的反感，从而导致天命改移。

一番套话后,周公谈到了正题,“有命日割殷”:“现在,我作为周王，收到了上帝的命令，要废掉你们的殷都。”周公也对殷民表示了惋惜和不理解，他说:“我也觉得，上天这样对待殷人太过分和不近情理，但是，跟你们各位贵族实话实说，我现在必须带着你们西迁，这不是我自己不想安分，而是天命最新的要求，你们不要想违抗。我不敢耽误时间，你们也不要埋怨我!.....难道是我敢向你们索要(和毁灭)天邑商吗?我只是可怜你们，这不是我的罪过，是天命的安排!”

王日: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无违。朕不敢有後。无我怨!.....肆予敢求尔不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

接着，周公暗露威胁:“当初，我从讨伐东夷的战场回来，曾经给你们列国之民发布命令，我会光明正大地替天进行惩罚!如今，让你们搬个距离不远的家，只是为了方便你们侍奉周朝，(比起杀人)算是轻微多了。”

王日: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告诉你们，现在，我肯定不会杀你们，我这话已经重复过好几遍了。如今，我要在那洛水边建一座大邑，我考虑天下四方还没有全部臣服，而你们诸位贵族呢，已经臣服于我周朝，替我奔走服务了，比起那些还负隅顽抗的，自然要好得多，所以(在新城洛邑)你们还会拥有土地，可以安心过日子。

“只要你们恭顺，上天也会垂怜你们;你们不肯恭顺呢，不只是不能拥有土地，我还会代表天惩罚你们。现在，赶快去建造你们的族邑家宅，继续过你们的生活，那新洛邑是个长久的安家之地，把你们的孩子们也都带上，一起搬迁!”

王日:告尔殷多士一一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是不部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

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周公这番讲话的目的是要敦促殷人必须全部、尽快地搬迁，不要有侥幸拖延的想法;同时，他还要安慰人心，告诉他们搬迁的计划不是集体屠杀的阴谋，所以他强调，四方没有宾服的方国势力还有很多，没有必要现在就动手杀他们。

周公对上帝的观念也很值得讨论。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要时多用含糊的“天”来代指上帝。

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虽然文王曾试图重新定义上帝,但后继无人，结果武王被上帝概念搞得神魂颠倒。要把上帝和商人文化彻底切割是很困难的，所以周公认为，应当淡化上帝，尽量少让它出现。

和周人谈话时，周公讲得最多的是“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应该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

但在对商人布置任务时，周公却又会频频谈及上帝，因为商人笃信上帝，不用上帝很难震慑他们。有时，周公还会使用露骨的暴力威胁和利益诱惑，这也是因为商人容易理解和接受这些，相反，跟他们讲道德,则过于玄远,无异于对牛弹琴。当然,这是有紧急任务,换作平时，对商人宣讲一下道德也无妨。

所以，真实的周公，个性颇为复杂。其一，他经历过商朝统治和商周易代，深刻了解商人的文化和个性，能在殷都存活下来，自然有世俗的生存智慧。其二，过于惨痛的经历也让他对上帝等宗教理念非常警觉，敬而远之，而对“德”则有着近乎“病态”的追求。

“殷顽民”搬迁后，周人系统而全面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只剩下了灰烬和坍塌的成堆夯土，而方圆数公里内,数十个族邑聚落无一幸存。在随后的几百年里,这片土地沦为荒野，曾经巨大的城邑永远从人间消失，只剩深埋在地下的墓葬和无数的甲骨卜辞，以及那些献祭殉人和奠基人牲。

而执行毁灭殷都任务的周人似乎越来越疯狂。在殷商高级墓葬的墓穴上方，商人通常会建造一座供子孙祭祀逝者的享堂，所以，周人只要按图索骥，并不难找到。由此，他们挖掘了商王陵区的几乎所有高级墓葬，连同十几代商王及其夫人的墓穴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挖成锅底形状的巨大土坑，直径十几米，深十余米，椁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被洗劫一空。这种规模的破坏行为，绝对超出了盗墓贼的能力和作案条件，它只能是公开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

劫掠和破坏完墓穴之后，这些巨大的盗坑又被周人填埋，重新变成平地。可见，在将其彻底破坏之后，周人还有意识地要把这里变成被彻底遗忘之地。

直到三千余年后，第一代考古人在重新发掘这些墓室时才发现，除了巨大的盗坑之外，遗留的物品已经很少。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在一座大坑的填土之中发现了半只被砸断的石刻人偶，而后又在另一座坑的填土中发现了另一半。这说明，盗坑的挖掘和填埋是同步进行的。

由此，破坏王陵的行动即使不是周公布置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默许。商王朝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周人对商朝和历代商王依然又恨又怕，谁又真的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天庭中降祸人间，而掘其墓、扬其尸则可能会切断他们干预人间的途径，况且在商朝的统治下，周人经历了数十年的恐怖，也背负了巨大的良心之债，捣毁商王陵寝或许能让他们稍微缓解一些。周公这一代人承受的负担，沉重到无法载入文字。

至于那些被毁灭的商王陵寝中还可能有些什么奇异的青铜重器已经难以想象，但有些劫余依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比如，某些次等墓葬中曾出土零星的劫余物品，其中就有近一吨重的“商后母戊鼎”,由此推理,王陵中应该有更加巨大且精致的青铜器。但在后来无论西周、春秋，还是更晚时代的遗存，都没有发现如“商后母戊鼎”级别的商代重器，也没人描述过它们。我们已经无法知晓它们去了哪里，或许周人出于忌讳和厌恶，把这些掘出的青铜随葬品熔化成了铜锭或者铸造成了其他铜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