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眼中的辛丑年中国

英军士兵和两个教民在解围后的英国公使馆墙外.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

瓦德西到京后，司令部设在“三海”中的仪鸾殿，这是他（中间站立者）与联军军官们的殿前合影。

纯属私家性质的、由北京大商号聚资组成的消防队——水会，被“管理北京委员会”无偿征用。

这些上着重镣的，怀疑是义和团的男男女女，被迫为狱方劳动，他们随时可能被送上刑场。

记者｜何映宇

这是中国的至暗时刻，那些随着八国联军耀武扬威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日记和文章写下了中国受尽欺凌和委屈的日日夜夜。在《辛丑条约》前后，那头东方雄狮还在继续沉睡，而当它醒来之时，它会让世界为之震惊。

晚清，遍地是贫困的穷人、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和贪官污吏，1901年前后，众多外国人来到东方这片神秘的国土，看到并记录下了他们的所见所闻。

这是中国的至暗时刻，那些随着八国联军耀武扬威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在他们的日记和文章写下了中国受尽欺凌和委屈的日日夜夜。

有人如此描述：在《辛丑条约》前后，那头东方雄狮还在继续沉睡，而当它醒来之时，它会让世界为之震惊。

赛金花与瓦德西“拳乱笔记”

瓦德西，他为中国人民所知是他晚年担任了有名无实的八国联军统帅，还有一本晚清小说《孽海花》也加大了他的名声。

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起义，德国驻北平公使克林德男爵遇刺身亡。德皇任命已晋升为元帅的瓦尔德泽伯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对东亚实施“惩罚性征讨”。同时，其他大国如英国、法国、意大利、俄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也向中国派遣军队，由瓦尔德泽元帅任总司令。这位瓦尔德泽元帅，在中国通称瓦德西。

但是，当这位被人嘲讽为“世界元帅”的总司令踏上中国领土时，战事已告结束。北京已被八国联军的登陆部队占领。瓦德西来了之后无事可干，最后只落得一个联合部队总司令的虚名。

有传闻。一个偶然机会，会德语的京城名妓赛金花在与德军士兵交谈时意外发现八国联军的统帅，竟然是自己的老相识——瓦德西。她与联军统帅瓦德西接上了头。原来，赛金花早年曾替代洪钧的原配夫人，以“洪钧夫人”的名义陪他出使欧洲。赛金花与瓦德西两人同居数月，并经常乘马并行于市。京城人称她“赛二爷”。在赛金花的劝说下，瓦德西加强了对部队的约束，减少了妄杀抢掠，一时赛金花家门前车水马龙，贵族子弟纷纷拜她为干娘，李鸿章也派儿子李经才面见赛金花，请她设法促成早日签订和约。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民间有“妓女救驾”的舆论，一些人争相访问赛金花，更有一些好事者写出了讽刺诗：“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

这段故事多见野史小说，是否是真实已很难考证。一个事实就是，瓦德西留下的那本《瓦德西拳乱笔记》中关于他在华的活动，只字没有提到赛金花，这似乎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在他的这本日记中，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个部分，一是作为联军总司令对签和约赔款的叙述，二是对八国联军在华抢劫行为的记述。

从他到达中国至1901年6月回国，瓦德西在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强硬态度迫使以庆亲王和李鸿章为首的中国使团接受4.5亿两白银的赔偿要求。当时李鸿章想尽量与各国单独接触，利用列强之间互不信任的心理，最大限度地帮中国争取权益，以减少中国的赔偿，事实上，当时李鸿章已经成功地和俄国开始了谈判。

而瓦德西一眼看穿了李鸿章所打的小九九，他认为列强应该一起对华交涉，不能单独谈判以给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廷可乘之机。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没能如李鸿章所愿，谈判是在以庆亲王和李鸿章为首的中国使团和列强联合使团之间进行的。瓦德西在日记中记录，清廷最初提出赔款最高的承受能力是10亿帝国马克，而瓦德西的态度相当强硬，要价在15亿到20亿马克之间，差不多是李鸿章方面提出的1.5至两倍之多！最终达成的赔款额4.5亿两白银，即12亿帝国马克，这恐怕已经是李鸿章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瓦德西拳乱笔记》也毫不避讳地记录了八国联军在华的许多抢劫掠夺行为。在给德皇的报告中，他写道：“最近的战斗使北京许多街区毁灭。北京被占领之后头3天公开允许的抢劫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英军的抢劫是相当有制度的，强抢来的东西必须集中放在外交使团的一个地方，以便日后拍卖。拍卖的收入再按照计划在军官中间分配。而且英国军官告诉我，印度士兵(英军中有许多印度士兵)根本不能理解没有劫掠的胜利有什么意义。日本军的战利品必须上交国家，国家肯定收获了可观的数目。在美军，抢劫是被官方禁止的，但是美国官兵都是些冒险家，禁令被最彻底地置之不理。俄军的抢劫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东西被扔得乱七八糟。法国在抢劫方面也不落人后。”

他还说“很遗憾那么多珍贵物品被以最粗鲁的方式对待，都被毁掉了……很幸运德军没有参与官方的抢劫行为。因为在天津之战中我们只有三百人参加，而且事后根本没有进城。而北京，德军是在抢劫之后很久才到达的……在国内如果人们想象这场战争是为传播基督教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话，他们肯定要感到幻灭了。自从三十年战争和路易十四时代的劫掠以来，还没有像这样的。”

1901年3月16日，瓦德西乘坐巡洋舰从大沽经烟台抵达青岛，16、17两日在青岛视察，尽管京津和华北地区因义和团与清军此前的冲突，而一片凋敝，但此时的青岛却呈现出一片畸形繁盛。瓦德西在其向德皇的报告中说：“其间令余特别欣喜不置者，即据余所得印象，胶州殖民地之‘进化’，并未深受去年中国乱事之碍，现正繁盛向上，可以达到陛下之期望。”

在青岛，瓦德西看到的是一个优良的军港。瓦德西对德皇报告说：“德国之有青岛，对于海军方面，可谓得着一个十分优良重要现在已可利用之军事基础。若再加以修筑，则青岛可成一个军港，具备一切条件。关于青岛是否可以成为商港一事，现在议论尚属纷纭。但余之意则以为青岛将来可成为一个极有希望之商港。”

瓦德西抵达青岛的时候，青岛的卫生状况已得到极大的改善，瓦德西在其回忆录中说：“盖一方面既竭力施行几项卫生条例，而他方面又寻得卫生饮水，不久即可取用。所以预料今年健康情形，将远较去年为佳。”

1901年6月，瓦德西回到了德国，取代他参与《辛丑条约》签字的是德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

1904年瓦德西去世，在去世前，在他临终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祈求上帝，我所预见的未来，不要我去亲身经历了……”

马克·吐温：我是一名义和团员

1901年11月23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了《我是一名义和团员》的演讲，马克·吐温说：“为什么不让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她的土地上捣乱。如果他们都能回到老家去，中国这个国家将是中国人多么美好的地方啊！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当时美国政府严格限制中国移民），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那便是谢天谢地的事了。……义和团是爱国者，他们爱他们自己的国家胜过爱别的民族的国家，我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要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义和团尽管有各种问题，在当时，确实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一种意志的体现。日本的宫崎滔天在《二六新报》就慷慨激昂地说：“你如果生在中国，你也会参加义和团去和八国联军拼个你死我活吧？”

甚至曾被义和团围困在使馆区的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对义和团有所同情。赫德说：“军事示威能持续到全部现有以及可能出现的团民都被斩尽杀绝为止吗？但是怎么能把中国的四亿人民消灭光呢？……两千万或两千万以上的人武装起来，经过操练，受过训练而且又受爱国的——即使是被误解了——动机所激励的团民，将使外国人不可能再在中国住下去，将从外国人那里收回从中国取去的每一样东西。”

1901年3月2日星期六，英国《图片报》发表了《在清朝抢掠》的文章和图片，文章写道：

“近期，对攻占北京时发生的抢劫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毫无争议的是，这种大规模的掠夺行为获得了联军上层的允许，不过关于这一行为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最近，一大批掠夺所得的财宝刚刚运抵马赛，就被法国政府迅速送回清朝。《生活画报》的卢西安·勒罗伊最近刚从北京回来。他带来的照片显示，联军一进北京，就开始掠夺珍宝。有趣的是，这位法国记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在批评中并未宽恕自己的同胞。他主要介绍了联军对太庙的掠夺。他在文章中指出，传教士和清朝基督徒都参与到了劫掠之中。在他的一张照片中，一位传教士雇了一些当地男孩——他的学生——搬运一大包战利品，它们是弗雷将军运往法国的70辆马车战利品中的一部分。勒罗伊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掠夺似乎是联军的首要目标。他把这次远征比作1839年和1860年的远征。在1860年的远征中，英法联军将圆明园洗劫一空。樊国良主教最近也从北京回来。针对进入普通百姓家抢劫这一问题，他坚决地为自己在清朝的教友辩护，并宣称，如果一些基督徒在他不知情或者违背主教命令的情况下，以任何方式抢劫了清朝家庭的财产，他将会做出必要的补偿。”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将北京城分成几个部分，由各国分别进行管理。涉嫌参与义和团运动的“囚犯”则被带到军事法庭受审。

在北京一条拥挤的大街上，士兵和水手自娱自乐。通向内城南门的路，一直是北京最拥挤的道路之一。街上的商人、赶驴的孩子、驼队、人力车和川流不息的北京推车，像英国伦敦河岸街上的公共汽车一样，一辆接一辆地挤来挤去，日复一日。联军士兵和水手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骑驴。他们身穿各式各样色彩鲜明的东方或西方制服，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色，但也加剧了交通的拥挤。

“1900年10月26日，和平谈判开始了。李鸿章旁边坐着庆亲王。”意大利人马达罗在《1900年的北京》中写道，“因为西班牙大使葛络干是使团长，谈判在西班牙使馆举行。会议十分冗长，令人疲惫不堪，谁都不愿丢面子，但中国人必须为和平付出高昂的代价。”

1901年9月7日，《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正式签订。《辛丑条约》中所涉及的赔款，因1900年是庚子年，所以叫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日本人明水在《日人论中国整理财政政策》中说：“直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体都稳定在8000万两左右。但到1903年，岁入已达10492万两；到1908年，岁入达23480万两。”

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论瓜分中国事”中预言：“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君主，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6月22日，他再次写到：“假如天为中国降一有力领袖，其人既能根本铲除一般上流阶级腐败情形，又能利用西方之文明，则中国前途正是未可限量。”

签订《辛丑条约》的1901年的中国虽然跌入谷底，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走上了历史时刻，西方列强面对觉醒的东方雄狮，他们侵略岁月的丧钟也开始敲响——一个新的时代正在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