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吗？有些人也是命中注定会遇见的吗？

闲人碎语

自从写了《快乐生活的前提——认识命运》一文后，我再没有涉及命运这个话题。但一年多来，很多素不相识的网友们经常就命运、认命、算命等问题提出种种疑问，回答起来很费时间，这让我产生写一篇文章统一回答一下的愿望。

写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整天励志成功的愚昧之人不信命是正常的，而提出命运问题的网友偏偏是一些熟读儒释道经典的学者学人。这就令我十分费解了，难道他们不知道从古至今的人类文化都是以命运注定为前提的？否定天命的存在就意味着否定人类文化，离开了这个基本认知怎么理解儒释道的学问？难道他们没有读过圣贤关于天命的论述？还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故意视而不见？亦或是为了迎合世俗哗众取宠而曲解经典？

一、命

1、何为“命”？

“命”就是命运、天命、使命、宿命。也就是“老天爷”（造物主）对每个人一生的安排，可以称之为“程序”，包括人的一辈子生老病死财婚的过程。“命运”的含义用《论语》里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用庄子的话就是“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一切都是命运决定的。

天命观不仅是儒释道统一认知，也是除了墨家以外，诸子百家的统一认知。虽然墨家反对天命有其特殊的诉求，但就是因为这种违背真理的言论导致它的学问被后来的国人理智地抛弃了，从根子上错了的学术是无法得到传承的。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天命观不仅是前提而且贯穿始终，即使是儒家的对头——唯物主义极力推崇的无神论者——东汉的思想家王充也是笃信命运的。他反对祭祀鬼神，卜筮，但他坚决认定命运是客观存在的。他在《论衡·命禄》里说：“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也，”，“故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

王充在《论衡》里进一步解释了命的含义：人遇到赏识重用或受到排斥损害，都是由于命。生老病死是命，贫贱富贵也是命。从王公大臣到普通百姓，从智慧的圣贤到愚昧的俗人，凡是有头脑、眼睛以及体内含着血液的动物，都是其自身不可改变的命运。命该贫贱的人，如果暂时富贵了无异于遭遇灾难；命该富贵的，即使现在贫贱，将来还是会富有的。所以，命该尊贵，终将富贵；命该贫贱，一时的富贵也没用，结果还是归于贫贱。（原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富贵贫贱之命，自王公迨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故命贵，从贱地自达；命贱，从富位自危。”）。

值得提醒一下的是，所谓的“命”指的是人的肉身，它的物质性决定了它必须服从物质世界的大统一原则，它像一个齿轮一样，被动地旋转。拿破仑则认为，人只是上天的一个工具，他说：“请相信我，没有人能逃脱自己的命运，上天操纵着一切，我们只是它的工具而已。”。

从科学的角度看，因为肉身是一种物质，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和掌握的。所以，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和霍金认为，如果计算机速度足够快的话，科学家就可以像预测天气一样预测一个人将来某一天的行为，甚至可以知道具体的“无聊动作的细节”（霍金语）。之所以可以做得到“科学算命”，是因为“上帝是不掷色子的”（爱因斯坦名言），即物质世界是井井有条的，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运转的，不可能出现什么意外，一切都是因果循环，一切都是注定的。

按照东西方传统宗教和哲学的观点，肉身只是“假我”，不是真正的“我”，“真我”是心灵，或称之为灵魂。肉身这个“假我”的命运是注定的，而“真我”这个本体不仅是永恒的，而且是自由和快乐的。

由于人们把肉身这个“假我”当成自己，并执着于它，为了满足这个“假我”的欲望，人们努力攫取，拼死争斗，由此导致烦恼而焦虑，加之肉身不仅会生病而且早晚死亡，这样就不可避免的产生忧愁和恐惧，终身不得安宁。而“真我”就在人们的无明和私欲中迷失了，人们从此与快乐无缘。

儒释道文化提醒我们，必须认清人生这个真相，人生在世的目的是借“假我”这个身体修“真我”这颗心灵，这就是“借假修真”。即通过修行，纯洁自我，去人欲明天理，致良知，从而把“真我”从“假我”中解脱出来，并以此获得真正的快乐——本体之乐。所以，圣人学问的关键在于内求，向心内求。而普通人都是外求，追逐名利，试图在俗世中找到快乐，其结果就是水中捞月一场空。

2、命运决定了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

命运的安排就是西方大哲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一个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都是都是天命的安排。所以，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不要试图把一个天生不肖的人改变成一个贤明的人，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非人力可以改变。

古代的帝王将相无不笃信命运。如汉高祖追击黥布，被飞来的箭射中，伤势严重，吕后请来良医，医生诊后说：“可以治好。”刘邦则骂道：“我以老百姓身份，提着三尺长剑取得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我的命决定于天，即使扁鹊来了又能怎样！”。军事天才韩信曾经对高祖说：“陛下的军事才能是天给的，不是靠聪慧和能力取得的。”

命运问题属于形而上的学问，本不可言说和不可思量，但如果我们稍加思考也可以推理出个大概。一个人的行为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基因，它带来了一个人独有的性格、智商、情商、灵商和身体状况；二是环境，它决定了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认识那些人、看到那些书、听到那些宣传以及经历哪些事。基因和环境都不是人自己能够决定的，这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比如，一个人在朋友的启发下努力学习一些医学方面的书，一个医院的院长聘用了他，使他成为了医生。表面看，这个结果是这个人自己努力奋斗带来的，其实，我们只要往前一推理就会发现，朋友、书、医院、院长等事物都不是这个人创造和安排出现的，是这些环境因素让他成为了医生。有人说，如果这个人脑子不好使或不努力学习，那么他怎么能成为医生呢？我说，他脑子不好使或天生不爱学习都是基因决定的，也与他本人无关。这就是基因和境遇导致了一个人的命运走向。由此可见，一个人的任何决定和任何事情的结果都不取决于自己。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大家仔细琢磨和推理一下，应该能够想得通。

聪明人往往会问：造物主是怎么安排地球这么多人的命运的？这个问题是很幼稚的，因为命运问题是形而上的，它超越了人类大脑的理解能力，即使造物主告诉我们，我们也听不懂。这就像我们告诉青蛙为什么要拿他做科学实验一样，青蛙如何听得懂？青蛙和人类的差距与人类和造物主的差距一样，不在一个维次里。

大家知道，我国探索暗物质的卫星和量子卫星已经上天了，但问题是，谁能说清楚暗物质和量子力学呢？科学家说暗物质是“幽灵”，它迎面而来，可以轻松地穿过我们的身体，而我们却毫无察觉。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说：“谁能说清楚量子力学就说明他不懂量子力学”，这种问题和命运一样，都是无法言说和思考的。

命运的存在决定了人的愿望和理想只是一种主观意识，能否实现还是要看命运的安排，客观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认为推行他的大道和学问是他的使命所在，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能不能推行下去那就是命决定的了。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你如何挖空心思，事情成不成天说了算。孟子言道：莫非命也。

淮南王刘安说：“人鄙在时不在行，厉害在命不在智”。一切都是时也、命也。这正如杨雄在《法言》里说的：遇不遇，命也。

3、何谓知天命？

知天命不仅仅是知道天命的存在，而是知道天对自己命运的安排，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走向。只有知天命才能随遇而安，无为自然。孔子认为，是否知天命是衡量一个人智慧高低的标准，“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知天命所以居心平正，等待上天使命，小人则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居易”就是平常简易，就是安心居，甘心居，智慧居。居易以韬光，居易以养晦。白居易的“居易”就是来自于此，他的《自解》诗言道：“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定中就是禅定中，观宿命就是观察自己的前世今生的命运。这就是佛家的“宿命通”境界。

天命固然可以通过打卦算命而知，但这不是圣人提倡的，圣人提倡通过修行而知天命，这就是孔子从“四十不惑”达到“五十知天命”的过程。

通过自身修行而体悟天命与通过易学打卦算命而明白天命，这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自己心中所悟，后者是大脑所得；前者是学问，后者流于知识；前者是真知，后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里的区别就是心灵的境界不同，由此带来的心态也不同。

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儒释道的高人都是通过切实修心达到开悟，然后知天命，进而快乐无忧的。王阳明先生是开悟知天命之人，所以他恭敬奉承天命。而那些忙忙碌碌靠算命术吃饭的算命先生虽然也能知天命，但他们只是脑识，不是心灵的觉悟，所以很难安于天命。

道家高人列子说：“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埋怨寿命和贫穷的人是不知命的人，这样的人必然一辈子烦恼焦虑和不安。知命的人不畏死不怕穷，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东晋的张湛在《列子注·力命》中解释这段话说：“若其非命，则仁智者必寿，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若其非时，则勤俭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贫，亦未必然。”。如果不存在命，那么好人必然长寿，坏人必然短命。所以，正是因为有天命，所以好人未必长寿，坏人未必短命。如果好人必长寿，勤俭者必富，通过努力就可以成功，那么还有谁相信天命呢？

事实上，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更多是“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如果通过自身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那么自古辛辛苦苦奋斗努力的农民为什么最穷呢？所以，子曰: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贵是求不到的，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来的自然会来。常言道：“只有钱追人，没有人追钱”，当人们意识到这个无奈的事实就自然信命了。

不经历人生的磨砺是感受不到天命的。人的自欺欺人就在于，当处于顺境的时候，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得来的，所以自鸣得意，意气风发，不可一世。你如果提醒他，这是命运安排，他是断断不相信的，甚至嗤之以鼻。等到他走入逆境，一切聪明和努力都无济于事，被折磨的颓废、绝望、走投无路之时，他却把这个倒霉的境地推给了命运，开始怨天尤人了。这个时候他就不承认是自己“聪明和努力”得来的了。这种心态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尤为明显，怎么能因为自己的无知和自私，用两套标准衡量事物呢？“呜呼！皆不知命也。”。

长安赵展如中丞序《子平真诠》谈到：“人生少壮之年，意气英发，不可一世，视天下事无不惟所欲为。设有语者曰：是有命也，不可强也。鲜不掉头疾走，嗤以为迂。迨其既衰，阅人事之迍邅，经世途之磨折，意气顿消，颓然自废，虽有义不容辞，情不得已之事，亦概诿之曰：是有命也，不可强也。呜呼！皆不知命也。”。年轻人是很难信命的，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渐渐增大，坎坷磨难多了，见识多了，总结一下才会发现“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三百六十五日不在病中就在愁中”，周围的人今天得意明天失意，成也这个人，败也这个人，毫无道理可言，噢，原来一切都是天命决定的。

大家应该看到，那些倒下的贪官和富翁，哪一个不是聪明过人、能说会道、学历高、努力奋斗的人？既然这么聪明能干怎么会变成罪犯或死囚呢？还有，一代代的企业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风光无限，明天负债累累，自己根本无法左右，有什么道理可言吗？所以，人算不如天算，一切都是命。一个人如果没有这种认知就可怜了。

清朝大臣、理学家张孝先在《广近思录》云：“子孙诚有富贵之命，今虽无立锥之地以遗之，他日之富贵将自至；使其无富贵之命，虽积金如山，亦将荡然不能保矣。······取不义之财，欲为子孙计者，惑之甚矣。”儿孙自有儿孙福，子孙是富贵命，即使今天无立锥之地，将来富贵自己会来的。

清代大学士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论语》云：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人生祸福、荣辱、得丧，自有一定命数，确不可移。”。

曾国藩读书一辈子，老年叹道：“不信书，信命。”。

4、畏命、信命、认命是平静、从容、快乐生活的前提。

知命之人感知人在天命面前的渺小无奈，所以必然敬畏天命，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畏就是敬。君子知天命所以有三畏，小人不知“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也就不畏，正所谓“无知者无畏”，由此导致恶有恶报。

人之所以整天焦虑烦恼，愤愤不平就是因为不信命不认命。王充认为：“信命者，则可幽居俟时，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犹珠玉之在山泽。”，即信命的人可以隐居安心等待时机，无需劳神劳体去苦苦追求，这就像珍珠宝玉在深山大泽，人们自然会来寻觅它一样。

普通人都是不明真相的颠倒之人。庄子曰：“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县解”，县者悬也，头朝下绑着，县解即无所系缚，正过来，即佛家的觉醒。安时处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心如如不动，才能外物，才能保守心灵之宁静与自由。

汉川秦风门《自勉编》云：“盖穷通得失，天命既定，人岂能为。彼营营扰扰，趋利避害者，徒劳心力，坏品行耳。究何能增减毫末哉！又云：“人生荣辱进退，皆有一定之数。”。天命既然已定，人岂能改变分毫？人生成败荣辱都是命运决定的。

《论语·雍也》有：“贤哉，回也!一簟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知命认命之人的快乐境界，即“孔颜之乐”，颜回达到这个“仁者无忧”的境界令孔子赞赏不已。大家想一想自己在逆境中是如何挣扎烦躁和唉声叹气的。时运不济，命运使然，你这样自我折磨有用吗？对照一下颜回的快乐境界，我们是何等的脆弱而糊涂啊！

山阴胡焜倬序《子平真诠》云：“人能知命，则营竞之心可以息，非分之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贵穷达寿夭之遭，皆听任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义命。以共勉于圣贤之路，岂非士君子厚甚哉！”。人能知命就可以消除贪婪争斗之心，只有安于天命，这颗充满欲望虚荣之心才能平复安宁。

以上皆为圣贤和明达之士的由衷之言，因此，一个人只有承认天命，承认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人们的心才能安定。“知命安时，德之大也。时来不可拒，命至不可却，故曰安时而处顺，忧乐不能入。”。安命才能达到心平气和的境界。

庄子曰：“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天之所为”，即是自然；“人之所为”，即顺其自然。不论处逆处顺，不论遭遇何事，均能泰然处之。不怨天尤人，不喜不悲，这就是庄子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庄子把心灵之宁静、淡泊与自由，看得比其他一切都更为重要。他所倡导的就是自由、自在而淡泊的人生。

人们由于贪欲作祟，往往认为认命是消极，岂不知庄子就是因为认命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这就是智慧。能够懂得人在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不抗拒，不怨愤，不逃避，不颓废，而是以一种恬然达观的态度对待人生的遭遇，这恰恰是最大的积极，这只有道德修养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人就是荀子说的“至人”，即“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孔子、孟子、王阳明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消极吗？

所谓的消极是世俗的概念，指的是不努力奋斗的人。在智者看来，这都是俗人糊涂无明的观念。一个不知命不认命，只是听从自己的贪婪欲望争斗拼搏的人是无明的俗人。智者是顺从天命，该现则现，该隐则隐，该干什么干什么，饿了吃饭困了睡觉，心如如不动，这就是无为的境界。肉身做了天大的事业或什么也不做都是肉身的使命，既没有什么对错，更与真正的自己无关。所以，一个以快乐无忧心情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是智慧的，而像动物一样忙忙碌碌、心神不宁、烦躁不安的人是愚昧无知的。

二、命理学和算命术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认识命运》一文里我谈到，古今中外的杰出文化，不管是宗教哲学，还是当今的前沿科学都说明命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并没有自由意志，所以要畏天命、知天命、信天命、认天命。这是一个人能够安心快乐生活的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都是唯心的，真正的圣贤学问都是形而上的，即所谓的上达的学问。有人说孔孟、二程、朱熹等人谈了很多形而下的东西，这其实是圣人考虑到普通人的根器差，所以只好以下学的方式来教育世人，以期通过下学逐步上达。阳明心学是纯粹的形而上学问，当王阳明让人们去本体上悟，直指人心，明心见性时，大家却“不省得”，听不懂。王阳明说：“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无奈，只好采取方便说法，“让他从意念上为善去恶”。这就是佛家的“渐悟”。而正是因为这种无奈的方法导致人们猜测纷纷，包括他的学生在内都无法掌握心学之精髓，争论不休，分道扬镳。到了五百年后的今天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个人只懂得形而下的知识是不知根本的，这样的学人虽然聪明，但只能称之为“器”；只有懂得形而上学问的人才能称之为智慧之人。心学和佛法一样，是不可言说和不可思量的，只能靠自己心灵去领悟。那些根据《王阳明全集》上的文字大谈心学的人恰恰是不懂心学的人。

所谓的形而上指的是关于宇宙本体的学问，谈天谈地谈灵魂是形而上，普通人往往感觉它们太玄妙离自己很遥远，事实却不是这样的。比如，命运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形而上概念，但几千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都关心它。每个人都试图知道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关心，与之相关的命理学实践——算命术就应运而生了。应该说，算命术的蓬勃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国民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1、命理学和算命术的发展历史

中国在殷商以前就有“受命于天”的思想，殷商时期“受命于天”更是被镌刻在钟鼎之上乃至先民心中。先民很早就懂得用简单的卜筮算吉凶。《诗经·大雅》有：“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无天之谕，无敢驱驰”。易经出现后，在儒道两家的极力推崇之下，打卦算命成了知识分子的必备学问。到了两千年前的东汉，王充提出了五行论命和生肖相生相克的理论并且付诸了实践，命理学和算命术得以建立。应该说王充是中国算命术历史的先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命注定的观点已经得到了知识阶层和大众的普遍认可，晋葛洪提出人一生的吉凶祸福早在父母交合受孕之际已经注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已成为一个普遍的信仰。再经三国、隋，至唐，算命术确立。

唐朝的算命术把出生的年月日与五行结合了起来，加之印度的占星术的传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算命术的发展。唐李虚中是中国算命史上的重要人物，韩愈在《韩昌黎文集》中评价他无所不通，推算人的寿命和贵贱，百不失一二。其学术汪洋奥义。接下来，五代的徐子平醉心于八字算命术的研究。他是个隐士，不喜欢做官，长期隐居于华山西侧的棠峰洞之中，对八字命理做了系统的总结，所以八字推命术又叫做“子平术”。徐子平继承了李虚中的学说，如果说王充的理论还比较粗糙的话，到了徐子平则使算命术趋于完善。后世的明理学家皆从其说。

徐子平的贡献在于他在李虚中的基础上建立了“四柱”法。所谓的四柱就是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月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日期为第三柱，时辰为第四柱。每一柱天干一个字，地支一个字，共两个字。这样，四柱加起来共八个字，然后根据这八个字的阴阳五行进行推算，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个人一生的命运的大致情况了。

到了宋元明清，特别是明代，算命术达到了顶峰，朝野上下，王公平民趋之若鹜，笃信不疑。命理著作之多蔚为大观，其中开国功臣宋濂的《禄命辨》，明初重臣刘基的《滴天髓原注》，对命理理论发展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到了清朝，算命术依旧长盛不衰，不仅研究命理和算命的著作繁多，而且算命的人才辈出。

接下来到了民国，知识分子、官僚、军阀、资本家更是个个笃信命运，包括蒋介石也是如此。民国最著名的算命高手有两个，即“南袁北韦”，一个就读北京大学，一个就读复旦大学。

“南袁”指的是袁树珊，网上说，他本是医卜世家，家学渊源。其父熟谙诸子百家，精通卜筮之术，尤精医术，著有《医门集要》、《养生三要》等，并辑有《中国历代卜人传》一书。

袁树珊是闻名海内的医学家、星相家，尤其对命理极为精通。他就学于北京大学，并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大攻读社会学。学成归来后，袁树珊受到行政院长谭延闿赏识，但袁树珊无视功名利禄，坚辞返乡，专心于星相学的研究，并继续以医卜行世。

三十年代，袁先生学问已成，遂不再行医，正式投身于星相界。民国大员何应钦非常钦佩他，并向蒋介石力荐。蒋公欣然前往算命。袁树珊直言批述，甚得蒋公欣赏。消息传开后，上至政界显要，下至富商巨贾，均以手持袁先生所批的命单为荣。来人如织，门庭若市。其中有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也驾临请批命书。命书最末一句是"受累于吴"，众人不解，缪斌本人也未详加请教。结果他因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运作不当而被枪决，应了袁树珊先生的"受累于吴"之谶!

1938年，国民党军官睢团长夫妇、营长郭岐、宗副官等一行四人，四人中，睢团长一向非常相信星相之学，而郭岐其时正当壮年，认为命运乃是自己奋斗创造而得之，故不信命。袁树珊先生将他双手仔细端详，继而略窥面相后，说:"郭先生是军人，到四十岁时可升少将师长。后在沙漠中作战，因此战失败，将有性命之忧。不过，您最后仍能顺利脱险归队，从此一帆风顺，后福可羡。"袁先生的断语，郭岐并不相信，认为预知未来乃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并没有放到心上。后果于四十岁时升为四十五师少将师长，戍守伊犁区精河县。1945年上半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叛乱。战事发生之地，正是沙漠之中。因为缺水，郭岐渴至昏死，后为敌人救活，于战后交换战俘时，始又归队。赴台后，一切顺利，子女多有所成就。至此，袁树珊之言一一应验。郭岐晚年，回忆其事，甚是感慨，在其著作中辟专章以纪其事。（《陷都血泪录》，郭岐著，2005年7月第1版，第169页。）。

袁树珊先生既不爱财，也不聚财。创办了"伏羲小学"。后袁树珊财力不济，难以独力支持学校的开支，伏羲小学不得不向学生们收取一定的学杂费用。此学校虽几度易名，但至今仍存。

袁树珊一生著述颇丰，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命理学著作有《命理探源》、《六壬探源》、《选吉探源》、《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