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古道变迁：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壮丽图卷

翻开古代中国的历史典籍与舆图文献，会发现一条道路，它起自秦咸阳、汉唐长安城，经轵道、霸上、芷阳、蓝田、峣关、上洛、商州、武关、丹水、淅、郦等地至宛城。这条关中地区连接荆襄、江淮以至吴越、岭南距离最短的交通要道，影响辐射了大半个中国，在古都咸阳、长安与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沟通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秦、楚称呼影响久远，后人往往称这条道路为“秦楚古道”。这条道路的大部分路段，蜿蜒穿行于群山之中，长达六百里。华夏先祖开辟于远古的这条道路，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路段有不同的名称，却承载着相同的历史记忆。（阅读原文）

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生存。秦楚古道的古今变化表明，人类不是被动适应环境，而是借助团队协作进行有组织的生产活动来适应环境。人类文明的实质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秦楚古道沿途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和遗址，为多学科研究人类文明演进提供了支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直立行走，告别森林，人猿揖别，人类文明的演进从组织协作开辟脚下的路开始。（阅读原文）

秦汉时代，重要的交通干线已通达各主要经济区，由东向西在彭城、荥阳、长安结成交通枢纽。此外，又有疏密交错的交通支线结织成网，形成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其中有的支线在历史演进中又发展为重要的干线。有些看起来并未形成明确线形结构的道路，也在交通生活中发生着重要的作用。秦汉陆路交通网的形成，不仅对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为后世交通道路的规划和建设，确定了大致的格局。（阅读原文）

历史上并没有秦楚古道这样一个称呼，它是今天人们对于古代秦地（今陕西关中地区）与楚地（今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交通道路的总称，有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的秦楚古道主要是指由秦咸阳或汉唐长安向东南经蓝田、武关，通往襄阳、荆州的商於道或武关道；广义的秦楚古道泛指古代由关中地区翻越秦岭通往楚地的所有交通道路，不仅指陆路，也包括水道。 （阅读原文）

道路是人类重要文化遗产，众多道路形成的交通网络是古代国家的兴国之要、强国之基。道路不仅具物质属性，还被赋予了文化属性，不仅是“形而下”之“道”，更承载了“形而上”之“道”。秦楚古道作为古代中国南北之间的一段交通要道，见证了文化变迁和文明历程，承载着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春秋战国以降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秦汉国家治理的革新，也推动了国家在乡里治理上的积极探索。在乡里社会演变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与治理、对乡里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治理、对宗族组织兴起的管控与治理，体现了秦汉乡里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阅读原文）

秦人对交通的钟爱有着悠久的历史，西迁东进求发展的秦人，其颠沛流离和不断扩大疆域的奋斗历程，使秦人对交通与社会治理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提高。“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非子则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闻名于世；秦都咸阳三号宫殿遗址发现的壁画车马仪仗；秦始皇出巡时浩浩荡荡的车队和秦始皇陵封土西车马坑中出土的铜车马，均可以体现出秦人对车马和交通的重视。在秦实现统一的过程中，交通对于其社会治理和统治机器的运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阅读原文）

古道是人类重要文化遗产，古道及其沿途设施与文化景观往往凝结了人类的智慧。华夏先民在规划、开拓、修筑道路时，会有意无意地将审美、理念、态度、认识、寄托等精神因素融入其中。秦楚古道作为周秦汉唐时期中国“中轴大通道”“南北大动脉”，见证了文化变迁和文明历程，承载着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治理制度的变革和发展。近年来，文化遗产蕴含的创新创造基因被不断激活，让古迹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如何保护和传承中国的古道文化遗产，如何发扬秦楚古道承载的文化精神，使其焕发活力，是新时代的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阅读原文）

“商山四皓”作为一个特定历史人群，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其“隐士”身份。他们因在秦末汉初同隐商山、同出辅汉的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政治智慧，经过历代史论、文学层累的加工塑造，不断被赋予道德内涵，最终定型为特定的“隐士”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表征之一。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