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时期的玄学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由于匈奴、鲜卑、 羯、氐、 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此时政权纷立，战争频繁，混乱割据。而学术文化则出现了与政治动荡的极不相符的局面，出现了思想极度解放，思维空前活跃，学术多元发展，思辨哲学在中国兴盛的局面。以玄学为核心的学术新风，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天地。魏晋杰出的学术大家们，不仅承前，继承了先秦及秦汉学术文化的优秀成果，而且启后，改造发展了传统学术文化，创造了魏晋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为以后学术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和精神动力。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玄学；核心思想；清谈

魏晋玄学作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门新学问，简而言之是处理自然和名教的一种关系。儒家重名教，道家慕自然，因而如何协调儒道使之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成了玄学家们的追求目标。自东汉末年以来，由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经学已无法调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因此人们基于这个事实进行了不断探索和追求，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首创贵无论。之后历代玄学家们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和理解投入到玄学研究中。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他们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来审视现实，试图去克服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背离，把那个时代人们面临的困境转化为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他们提出的这个命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玄学以一种别样而清新的社会思潮在时代温床的催生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对中国文化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玄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汉朝时期学术有两个倾向，一是谶纬，二是兴注经。谶纬之说就是托言符命，为王朝统治者的统治找根据，这种做法往往把社会引向迷信邪说之途。注经把学术引向远离实际的歧途，汉末人们已经厌倦了这种文风，学者们开始探索学术与文化发展的新路。到了魏晋时期，学者们一反汉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新潮。同当时国家分裂山河破碎，政治腐败，经学衰退形成鲜明的对照，学术与文化出现另一种景象：精神自由，智慧喷发，思辨提升，文化多元，学术繁荣。为什么魏晋时期会出现政治腐败而学术繁荣的主要原因：

1.宫廷内争是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从而放松意识形态的控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先是有五胡十六国的战乱，这些国家的君主无暇顾及思想学术的统一，而且多数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对汉文化陌生，没有智慧来干预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统治者们花费所有心思和精力来应付内乱和外扰。司马氏的西晋虽然使中国暂时实现了统一，但犹如昙花一现，随之又出现南北分裂。偏安于建康的东晋政权也是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后来出现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这四个王朝的皇帝们昏庸残暴与学术无缘。

2.庄园经济的崛起给士族阶层获得了独立思考的契机。魏晋时期，两汉的集权式地主经济瓦解，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蓬勃发展。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是一个大而全的社会，还拥有宗法，军事和生产性的私人武装部曲。由于世家大族的实力雄厚，就有充分的参政条件，势力虚弱的中央政府不得不讨好他们。魏文帝推行九品中正制，使门阀士族获得了参政特权。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使君力分散，从而出现了政治对文化干预弱化的局面。为学术自由发展又创造了条件。士族阶层能不受约束地去从事文学艺术的发展，探讨。他们的文艺观和创造性不受皇权的左右，逐步脱离政治目标，成为纯粹的精神追求。

3.汉儒思想体系瓦解，清议学术得到传承

汉代的中心思想体系是“天人感应”理论，这是说明君权神授的哲学，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汉末，这种思想体系开始动摇衰微，人们开始从神学体系中走出，对天人关系进行重新认识。王允的唯物主义就是走出“天人感应”很好的例证。到了魏晋，人们开始完全淡漠“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也厌恶僵化死板的注经学术，对人与天，人与自然，神与人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不受统治者意识形态的阻挠，人们不再把人间的灾害、福祸和神秘的天拉在一起了。于是自然本体论就取代了天人感应说。天人感应理论不仅在魏晋时没有弘扬和传承，而且大有抛弃之势。这种抛弃为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汉代的另一种思想遗产就是“清议”，则在魏晋时期得到传承和改造，最终导致玄学的崛起。

4.寒族入仕从政，士族受冷治学

魏晋时期，士族曾拥有很的参政权力和机会，但后来高门士族趋于腐败，不能担任朝廷的政治，军事重任，逐渐被朝廷边缘化。这时一些所谓的“寒人”势力上升。这些人祖世不显，没有政治背景，凭才干和军功进入官场。这些人多才多艺，但宗族势力弱，不能对皇帝构成威胁，朝廷很乐意重用他们，由于此时一些士族被排挤出从政大门，他们大多都有很高的学问，他们就转向潜心读书、清谈、著书立说充分表达自我价值，客观上又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的社会危机又给整个社会心理造成了错乱。大批士人和民间文化人士，深感“人生若露” ，“兴废无常”。在这种社会心理失衡的状况下，人们就在学术文化领域寻找治世之法和心灵归宿，从而在乱世中产生了多元的文化和学术。

二、清谈与玄学

魏晋时期的玄学起源于清谈，而清谈又传承了汉代的清议。汉代的取士制度，引起对仕人的清议之风，有的针对未仕人物，有的针对已仕人物，更有甚者，品鉴的矛头直指宦官和朝廷各类腐败高官要员。魏晋时期，清议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转为清谈。魏晋名理家们在品鉴人物上，由最初探讨人才的名实，德才问题，而后进入到谈论人物的特征及人物的性情这些普通的抽象的问题，并有探讨人物的性情深入到天地万物本源的问题，玄学由此产生。

三、正始玄学（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玄学）

正始是魏废帝的年号（公元240——249），魏晋玄学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所以把这一时期的玄学又称为正始之音。其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 在“贵无论”玄学的建立过程中，何晏作为倡导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汉代神学目的论和元气自然论的本体论的哲学思想。比如在他的《道论》中这样叙述：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故能昭音响而出气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之以黑，素之以白，矩之以方，规之以员。员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有之为有，恃无以生”，这个命题承袭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说法，而以“无”作为“道之全”则是玄学独创性的命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从宇宙生成论到玄学本体论的关系。他们认为无是一种不具备属性，不可感知的存在，是宇宙万物的本体。

四、竹林玄学（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

竹林玄学产生于司马氏的统治时期。司马氏于公元265年篡夺权位建立晋朝。他提倡儒学名教，标榜以孝治天下，而实则推行的是暴政。对曹魏宗亲和不合作的人大肆杀戮何晏被灭三族，夏侯玄、李丰等一批正始名士相继被杀害，王弼遭贬而亡，形成一片恐怖世界。面对这种现实，多数知识人士产生了失意、恐怖、恐惧、悲观的精神状态，为了避祸，就采取了隐匿遁世的态度，以对抗这种黑暗的现实。而“竹林七贤”就是这类士人的代表。阮籍嵇康的思想也由前期的儒道发展到崇道反儒，遵循了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方向，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自我分裂和二重化，他们的玄学思想不能不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但是当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时，玄学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来对抗现实不合理的存在。玄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已经给自己披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之学的外衣，由政治哲学变为人生哲学，由外向变为内向，由积极入世变为消极避世。玄学发展到了这个阶段，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日益突出。阮籍嵇康的自然论玄学以人的问题取代了宇宙问题，以人生自身的问题代替了了世界本源的问题，以人生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由于他们把自身的处境以及对异化的感受带进了玄学之中，符合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和人生追求，对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远远大于贵无论玄学。于是玄学发展进入了第二阶段，深入到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之中。阮籍嵇康所提出的自我意识与精神境界的问题，虽然在裴頠看来已经是偏离了玄学的主流，却在后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培植出了深厚的土壤，塑造了那个时代魏晋风流和名师风度，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五、中朝玄学（裴頠的崇有论玄学）

中朝玄学又称为元康玄学。历史上的中朝是指晋惠帝在位的西晋中后期。这一时期继阮籍，嵇康之后，玄学以另一种面貌再度出现。阮籍，嵇康“越名教任自然”的主张，促进了社会思想的解放，推动了魏晋学术的发展。但过分蔑视社会规范，放纵个人的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再加之何晏、嵇康这些著名人物被杀的悲剧，说明学者在朝在野如要和名教礼制相抗衡是难以生存的。面对这种状况，玄学家们另辟蹊径，再度创新。于是西晋裴頠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发表了《崇有论》，正式提出了崇有论思想。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现实的多元化与思想的多元化是同步的，动乱分裂的时代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了苦难，但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自由。裴頠对贵无论玄学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人们都去“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个名教社会就要崩溃了。为了挽救名教必须先肯定名教。裴頠这一思路，后来发展成玄学的主流。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现实的多元化与思想的多元化是同步的，动乱分裂的时代给人们的现实生活带了苦难，但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带来了自由，由此西晋玄学下郭象的独化论玄学运用而生 ，郭象一生经历了西晋王朝从建立到走向灭亡的全过程。这个时候，“大晋龙兴”没多久，很快为亡国破家的惨祸所取代，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一大批名士也都死于非命。知识分子感受到一系列尖锐的矛盾，思维陷入内在的不安，处于紧张之中，由此产生了一种极为深重的忧患之感。郭象正是在这种忧患之感下，极力把现实是不能超越的与现实是必须超越的这两个对立的命题统一起来。一方面针对阮籍嵇康一派着眼于超越的玄学，另一方面又针对裴頠一派着眼于现实的玄学。由于当时的“八王之乱”和“石勒之乱”以及后来的南北方对立，历史并没有呈现任何转机，使得其玄学风格既无王弼的慷慨，也无阮籍嵇康的悲凉。

六、东晋玄学

东晋的玄学走向衰落，进入到了终结时期，已经反映出玄学与佛学结合的特征。代表人物：僧肇，重要著作《肇论》，核心思想 ：万物是亦有亦无，有无双遣而并存的。他把中，印两地的思想文化巧妙地结合起来，初步实现了佛教哲学的中国化。他生时玄学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他通过对佛学界一些不合佛学原义思想的澄清，把般若学从依附玄学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使佛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僧肇的佛教哲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以后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产生.他所提出的不少命题，成为以后佛教哲学所经常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僧肇开拓了佛教中国化的途径和方法。、

总而论之，历代玄学家门无论从什么角度，对玄学做了怎样地阐述，也不管他们的理论是否具有实现价值，他们的精神勇气永远留芳，有些人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要继承古人治学严谨之风和开朗豁达的处世态度，秉公正之气，结合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发展有当代特色的中国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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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