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及其心学的现代启示

■精彩阅读

如果不是从小立下争当圣贤的理想志向，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如果缺乏勇气和胆识，如果不能在逆境之下咬定青山百折不回，他的创新之路就可能随时夭折，也就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功。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说的既是学习，也是行动；既是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自己的要求。他一生都身体力行践履这一主张。

阳明心学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其学说不仅盛行于明代中后期，而且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甚至亚洲地区的社会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今天，我们从王阳明及其学说当中，能够得到什么有益的启示呢？

勇于探索、追求真知的无畏精神

在王阳明生活的年代，程朱理学是官方哲学，王阳明本来也是笃信程朱理学的，但同时也看点儿“歪理邪说”，比如朱熹的学术死对头陆九渊的心学。18岁那年，王阳明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教导，和朋友一起跑到余姚当地官署去“格竹”，结果格了7天，道理没悟出来，人倒累病了，从此不再信朱熹，一门心思搞他自己的“心即理”。一开始碍于人微言轻学问未精，不敢造次，还要打着“朱学”旗号当虎皮来遮遮掩掩。到32岁升上正六品主事，第二年就改旗易帜，正式亮出“身心之学”名号，在京师开门授徒。以后经历宦海沉浮，到39岁又从外地重新入京，便公开宣布要扭转长期以来的“是朱（熹）非陆（九渊）”思潮。此后一二十年间，王阳明继续丰富完善他的学术思想，把最初的“心即理”不断精细化，先后推出“致知格物”“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论述，终于完成了一套系统的心学理论体系。

然而，这种道路绝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有过人的勇气和胆识，王阳明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本来他面前铺着一条金光大道，论家世背景，他出生在官宦人家；论个人能力，他上马能布阵，下马能谈经，是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他一生可能都会顺风顺水、平步青云，但他偏偏选择了一条挑战前人的孤独而又险恶的道路，噩运也就随之而来。他从小就是个不很安分而又心比天高的人，11岁时请教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读书登第，汝父也。”他立即反驳说：“恐未是，当读书做圣贤耳。”从21岁到24岁，王阳明两次进京赶考都不中，开始他还满不在乎，有人安慰他，反被他嘲笑说：“汝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而动心为耻。”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拿他开涮说：“待汝做来科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结果他毫不谦让，拿起笔来一挥而就，惹得旁边的人议论纷纷：“此子若取第，目中无我辈矣。”虽然在世俗观念束缚之下，他被迫接受现实，埋头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但据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王阳明一边读心里一边犯嘀咕：“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1499年，27岁的王阳明一举拿下京师春闱会试第二名、殿试赐二甲进士第七、排名全国第十的优异成绩，终于扬眉吐气，入朝做官，先后在刑部、兵部干了7年。这7年里他时而闭门攻读，时而谈经讲学，时而游山玩水，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舒坦的日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34岁那年，王阳明因为上书得罪了专权宦官刘瑾，被下诏狱，重责四十大板，贬到贵州修文龙场驿站当了个小小的驿丞。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父亲被明升暗降调任南京吏部尚书，夫人流产导致终身不孕。刘瑾还不解气，竟然派刺客追杀王阳明，逼得他跑到钱塘江假装投江自杀，才保住一条小命。当年的贵州龙场地处深山老林，遍地毒虫瘴气，流放生活苦不堪言。但王阳明就是王阳明，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他不仅没有萎靡沉沦，反而动心忍性，“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终于在某天“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一次质的飞跃，转年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观点。流放期间他广收弟子，还主持了贵阳书院，阳明心学渐成气候，可以说是因祸得福，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4年之后，刘瑾被诛杀，王阳明重见天日，调任江西庐陵知县。此后辗转于北京、南京两地，或在南方省份任职，闲时常回浙江老家。仕途虽没有再大起大落，可总有点不咸不淡，最风光时被嘉靖皇帝封为“新建伯”，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并兼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但这些官位大多是虚职，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其中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王阳明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和始终坚持心学观点所致。他一辈子都是一边做官，一边治学，49岁提出“致良知”说，55岁又提出著名的“善恶四句教”。他中年以后不断著书立说，广罗门徒，到晚年更敢于直抒胸臆，针砭时弊，自诩为“狂者”“孔孟圣传一点骨血”。王本人备受压抑，寿命不算长，没满57岁就去世了，临终时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无奈叹息。直到他死后39年隆庆皇帝登基，王学才得到朝廷重视，王阳明也被追封为侯爵，谥文成，捧为一代圣人。

综观王阳明一生，为创立自己的学说历尽艰辛,如果不是从小立下争当圣贤的理想志向，如果没有独立人格，如果缺乏勇气和胆识，如果不能在逆境之下咬定青山百折不回，他的创新之路就可能随时夭折，也就不可能取得后来的成功。

善于思考、潜心钻研的治学态度

王阳明的学术道路，经历了一个对程朱理学从相信到怀疑再到扬弃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王阳明生活在明代中叶，正值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各地烽烟四起，社会动荡不宁，原先作为维系封建伦理制度指导思想的程朱理学，由于烦琐教条，在此激变面前显得陈旧僵化，缺乏“教化”力度。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均居世界一流，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在王阳明的家乡浙江尤为突出。人们对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了解与认识更加深入，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社会条件，阳明心学于是应运而生。

与程朱理学相比，阳明心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认识论方面。朱熹认为人心的“灵明”本已包含“万理”，只不过“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借助“格物”，即通过研究具体事物才能“穷理”。这就让王阳明抓住了漏洞：既然“理”原本就在人心中，那就充分发挥“心”的“明理”功能好了，为什么还要舍本逐末，到心外去寻找什么“理”呢？他说“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认为这种“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的方法是“析心与理而为二矣”。他提出自己的见解，“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结论是“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这就是他“心即理”的核心思想。这一命题既是本体论，即“心外无物”；也是认识论，即“心外无理”。

那么，怎样充分发挥“心”的主宰能力，去认识和规范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呢？王阳明提出了两个基本途径。第一个是“知行合一”。他把“行”视为“知”也就是人心自然而然的外化现象，所谓“好好色，恶恶臭”，强调“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第二个是“致良知”。他认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便是“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我们不妨把理学和心学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朱熹的“格物”，讲的是研究客观世界的所有事物；“致知”是将“格物”的成果，“推及吾之知识”，也就是现在说的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他把这个过程称为“类推”。王阳明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求之于心”“意念之发”，“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也就是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良知”（理性认识）对“闻见之知”（感性认识）的反作用。但他同时也认为，“良知”想要“发用流行”，是不能离开“见闻酬酢”即感性认识的。如果说，朱熹重视的是认识过程中的归纳法，王阳明则重视演绎法，这说明宋明时期的思想家对人类认识世界的逻辑方法已经进行了规律性概括，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去区分初级认识和高级认识、个性和共性、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了。

知行合一、决而行之的务实作风

1509年，37岁的王阳明首次提出“知行合一”思想，这是他的学说中最辉煌的成果。重视实践、反对空谈的思想火花，不仅指导了自己的一生，也成为后人的学习典范。

在哲学史上有一段公案，就是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没有哲学，有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道德教训，缺乏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黑格尔没有看到东西方历史与文化差别所形成的思想发展的不同特征。历史上，中国既是一个世界大国，但又面临外敌入侵、江山割裂的威胁，因此，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决心和爱国主义信念已经成为融化在血液中的民族精神。不论哪个朝代的志士仁人，都把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幸福视为一体，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与追求。自秦代以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绝大多数同时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教育家，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极少有西方那种不问时事、只负责抽象思维和纯粹范畴的哲学家。

王阳明也是这样，他14岁就到居庸关策马骑射，凭吊古战场，缅怀马援、于谦等一代名将，立志要经略四方，为国捐躯。25岁时边关告急，他在家苦学兵法。他创立心学，并非为了自己出风头，而是希望“天下可得而治”。观其一生，始终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入世者，而不是一个只知闭门读书的出世者。这种抱负反映到他的知行观上，就是“知行功夫，本不可离”，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主张知识要在“事上磨炼”，反对那种只知道“悬空口耳讲说”的学习方法，指出“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强调“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说的既是学习，也是行动；既是对学生的要求，更是对自己的要求。他一生都身体力行践履这一主张。他28岁刚刚入朝做官，就向皇帝上书陈言边境事务。29岁奉命到直隶、淮安审决积案重囚，平反多件冤案。38岁时，大难不死的王阳明在江西庐陵任职一年，深入调查乡情民情，废除苛捐杂税，禁止横征暴敛，建立保甲制度，兴学教化民心。调回京师后当了6年闲散官员，潜心学术研究。从45岁到57岁去世，王阳明约有一半时间辗转于江西、福建、两广等地剿匪、平定叛乱，另一半时间在南京任职，并常回浙江老家讲学。他称得上文韬武略兼具，能上朝堂议政，也能镇守一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反对知行脱节、反对知而不行，长期关注政务、研习军事的务实作风和实践精神，这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台办原副主任）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